“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这是五年前，我们国家在最高层面公开提出的“世纪之问”。这既是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动设问，也是抛给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执政者的开放问题。

在我眼里，无意识地，《雅典娜》对此进行了回应。

2019的《悲惨世界》本身就足够惊艳了。我当时就感慨，那个世界缺个蝙蝠侠，能以不缺位的、公正的暴力去尝试解决非暴力已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可惜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蝙蝠侠，深植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解药。

而电影本身是可以成为解药的。作为《悲惨世界》的升级版，《雅典娜》的结尾部分尤其重要。

这个结尾就是一种摊牌：追求公义所带来的一系列悲剧，其缘起就是被带了节奏。

有趣的是，这个我个人极其欣赏的结尾，引发了针对这部电影最大的争议（或许）。豆瓣上很多友邻不接受这个所谓“真相的阐释”，认为它消解掉了本片的复杂意涵，或者说转移了焦点。他们喜欢反思人民与执政者之间的赋权关系，不喜欢反思“小丑竟是我自己”。

但这恰恰是这部电影最有种的表达。如同索德伯格的《传染病》，你大可以借此渲染那场虚构的“世纪大流行”中所展现的种种怪相与悲情，但却无法否认，《传染病》最核心的一个点，同样还是在结尾处，那位厨师没洗手。

多洗手啊各位。

很多人爱说“房间里的大象”，这话也真是听烦了。整天大象大象的，那大象到底是啥？这大象到底是个有呼吸的组织，还是每个人身上最普遍的人性？

回到那个时代之问。《雅典娜》里的世界到底怎么了？有效治理的赤字。均衡发展的赤字。理性沟通的赤字。

怎么办？我哪晓得。问马克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