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5-07-11

为子搬迁:对“巴黎”问题的回答

在门德斯眼中，幸福感（或者获得幸福的本事）应该是遗传的，而且是阶级遗传。

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注定不会幸福，就因为他（她）们是中产阶级。他们享受不到大财阀超然于普通生活的生活方式，他们仍要思考生存问题，在门德斯这儿，主要是带孩子的问题；他们也不屑于劳工阶层的粗粝生活，那是“没有理想的”，他们或者他们的往上追一两代的先辈就从这个群体来，他们不想再回到这个群体中去。

以上虽然只是外部条件，但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产阶级的窘境，至少是在门德斯电影中的窘境——上不上、下不下的半吊子，统统生活在茶米油盐的桎梏中，操的却是宇宙洪荒或精神美好的心。

像艾波尔（《革命之路》）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单放在那部电影中，很容易就能引起我们的同情：生来追求自由，却被婚姻和家庭所困，那作为彼岸与解脱可能性的巴黎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于是我们不禁想，要是她去了巴黎呢？事情或许真的有好转。莱斯特（《美国丽人》）或许也会被我们同情，他虽然没有自己的“巴黎”，但他的无聊生活充满了绝望感。

然而，《为子搬迁》将以上一切都颠覆了。当“家庭责任”这个富含道德感的词汇加入到门德斯的故事中时，一切想逃离无聊生活的尝试都变成了不负责任的逃避行为。整部电影用了五个中产阶级家庭作为事例告诉我们：你之所以不幸福，就是因为你总觉得幸福在别处。在门德斯看来，这几乎是中产阶级的通病，不可改变的通病。而这句话，恰恰就成了对艾波尔“巴黎”问题的回答。

如果《革命之路》有导演评论声轨，我想，当艾波尔独自徘徊在树林里思考时，门德斯想说的是：“亲爱的，你去巴黎也改变不了你的生活，你就算去南极也没用”。

伯特考虑到自己的父母想亲近孙女才和女朋友维罗纳搬到他们附近居住，但父母却悄无声息地说要搬去希腊，感受生活（不负责任1）。维罗纳的好朋友一家在经历了长期婚姻后，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变得无所顾忌，任意嘲笑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2）；伯特的假表亲一家是文科知识分子和灵修者，他们不让孩子接触“便利的”现代生活，美其名曰互相亲近（不负责任3）；维罗纳大学同学一家表面风光，暗地里却为生不出亲生孩子而过着压抑的生活，有“不正常”（我并不认为这不正常）的嗜好（不负责任4）；伯特的嫂子离家出走，抛弃丈夫和女儿，被伯特看作是典型的不负责任（想到了艾波尔，不负责任5）。伯特和维罗纳正是通过这不负责任1——5的前提，推导出了他们最初的错误，即选择居住地时考虑的是在世的伯特父母（中产阶级家庭），而忽略了维罗纳的去世父母（通过回忆来叙述他们的美好，重要的是他们与前五个家庭不一样，他们没什么钱，但他们“幸福”）。

假设幸福感能够遗传，（伯特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遗传到幸福感，而片中有几处都在暗示遗传的作用，）伯特的女儿将遗传到的是来自母亲一方的幸福血统——一个劳工阶层的后代，一个能拥有幸福感的阶层的后代。

所以，回到“巴黎”问题，通过《为子搬迁》的互文解释，艾波尔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家庭能否幸福的问题，而是一整个阶级都永远不可能获得幸福的问题。“脱离无聊家庭生活”的答案不在于巴黎或希腊，而在于艾波尔们自身，他们lost the ability to love（弗兰克之言），他们的中产阶级身份让他们一直处于追赶之中，希冀于未来或某种“彼岸”式的存在，他们不想也不敢看着眼前，因为眼前只有焦灼。所以当他们觉得生活无聊时，那他们就会一直缺乏改变当前无聊生活状态的动力。但是在门德斯看来，更为决绝的是，即便他们想重振生活（像艾波尔曾经想做的那样），他们也只能依靠可悲的“巴黎”想象来作为动力，而一旦这种想象也被剥夺了，那么剩下的只有沉沦或死亡。

不要和中产阶级谈“责任”，他们有的是超越生活的想象，门德斯可能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