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6-03

纯真年代:遗失了的上流社会浮世绘

在被这部影片打动之前，我脑子里倒是有一些与舒缓、优雅、高贵、纯真毫无关联的东西。

对于《纯真年代》里的贵族们，无论是斯科塞斯还是伊迪斯若顿（原著作者），很显然都懒得用如同他们地位一般高贵的镜头或是语调去描述他们，通常他们的言行格调都不与他们家里四壁挂满的艺术画成正比，反而别人的私生活八卦却是他们饭桌上的主流话题。

事实上，“贵族们”总是很难受文艺作品待见，尽管出镜率高，但大体上都与正面口碑的累积无关。（狭义上的贵族与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相去甚远，本人这里从广义上进行解读，或是家族大亨，或是商政界名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现象倒是能凸显文学和电影大众文化消费的本质。这些身体上流淌着“贵族”血液的人，过着《私人订制》里所说“宁愿撞死也不亲手开门”一般的生活，如果还有一些高尚的品格或是超凡脱俗的道德，那就很容易激起大众不满，即使真有，也不能在作品里被描绘得尽善尽美，总要加一些险恶、歹毒、保守、算计之类的元素在里头。

观众的不满倒不是简单的“红眼病”，更多的是人性潜意识里的公平诉求，也不乏诸如“宁愿一起穷死，也不愿你先富再拉我富”之类的想法，好一点的说法是佛曰：众生平等。我在这里输给你，总有赢过你的地方；另外，这些作品稍有不慎，便会被很容易的贴上物欲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标签，这关系的就不是作者的技艺问题，而是被上升到道德人品的高度了。

当然，也有一些壮士去懵头懵脑的趟这块雷区。比如说郭敬明的《小时代》，亮瞎人眼的物欲和拜金，结果被知识分子精英们批得体无完肤，导演本人更是被批得人气又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脑残粉纷纷进化为死忠粉，以至于后来郭敬明对《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说出“没人能成为我前进目标”之类的话了（原话记不清了，意思大体如此）。

非要改善这种尴尬现状的话，个人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知识分子精英纳入“贵族”社会圈。可怜的“贵族”们其实最缺的就是说话人，即最缺的是能在社会系统中拿捏话语权的意见领袖，而不是傻乎乎的伸脖子挨宰。站在传播学视角上，这可被称为传播障碍，缺的是有效的双向沟通。也正如佛说：众生平等，“贵族”们不都是三头六臂的恶棍，俗人也并非皆为混日子的五体不勤者。说白了，谁家孩子不是孩子。

再说回《纯真年代》，斯科塞斯前一部片子是《恐怖角》，第一次涉足惊悚题材，本片也是第一次以文学名著为创作蓝本。所以个人看来，导演完成本片并非出于什么急切的表达欲望，只不过是想甩掉之前街头、酒吧、混混、黑帮的风格印象而已，力图精心筹备一桌精致典雅的晚宴，彰显自己在导筒面前的自信。郭敬明拍《小时代》，大致也逃不出这个心理范围，能导能写，文能上畅销，导能上热映，确实谁又敢作他的偶像？不过这些也就俗人的瞎想，业界行话都称作“艺术追求”。

《纯真年代》的文学代入感很强，小说味很浓，给人一种阅读视听版小说的强烈错觉，例如“黑框重点提醒”，“情感宣泄时的画面定格”。但这丝毫不能抢了影片视听效果的戏，与配乐同样优雅的镜头摇位，总能让观众陶醉在这个“充满寓言”的世界。这些华丽的外围建构亦足以使本片跻身经典。

《纯真年代》实质上有一个叙事重心转移的过程。前部分着重于对贵族生活的刻画，在与我们时代和生活相去甚远的情况下，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作者对保守主义的嘲弄与批判，这些人安于现状，人伦方面性格保守，宁愿相信前辈的经验判断，也不愿加入丝毫个人的理性思考，这正是与“自由主义”最迥异的差别之一。最后这种流行的思维模式压抑人性，酿成了一桩又一桩的情感悲剧，让人在本可改善的悲惨境况下苟延残喘，这点几乎可以与封建主义相提并论。

在经过前面足够丰满的铺垫之后，后面便开始了爱情故事的构建。有人评论《纯真年代》“不用多想，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三角恋故事。”，对于这个简单，个人觉得倒是过于轻薄，事实上人类情感都是共通的，即使有什么畸形的不伦恋，在如今也早已被写烂。所以影片里的爱情故事最令人唏嘘叹惋的地方应在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烙印将其置于的特殊处境，身处保守的上流社会圈，面对锐意却不敢革新的美国社会，这段三角恋，每一个涉事者的悲痛都牵扯着他们生存的宏观环境，而这远非一个人、一个家族能左右。

还有人在影片下留言：“我也想拥有一份这样的爱情”。如果这位朋友的自虐倾向还属正常值的话，第一：没人不允许你作未婚夫后又爱上另一个人；第二：你与任何人的结合都不会有太多人的持久关注；第三：在情感上战斗的，身前身后都只是你一个人。

这大概才是问题的症结。

最后，关于片名《纯真年代》，影片中解释的是梅眼中的世界，纯真美好。梅的逝去则暗喻着纯真年代的逝去，导演凭此表达对双亲健在时代的怀念。

而事实上，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纯真年代，它不但已逝，且离我们越来越远，不过能令我们释怀的是，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记却不曾有丝毫消逝，即使是被动接受，就像男主角纽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