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罗紫玫瑰》是一部极具伍迪艾伦风格的超现实影片，其主题是“戏梦人生”，揭示了幻想中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差距，蕴含着深深的伍迪艾伦式的悲观主义色彩。伍迪艾伦是当代电影界中的叙事大师，他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往往以简单的两性情感为基点展开，但一旦展开就颇具盘根错节之势，三五个人物就可以铺展出相当体量的叙事情节。本文将通过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提出的矩阵模型，对伍迪艾伦《开罗紫玫瑰》电影文本中的人物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伍迪艾伦 动元 格雷马斯矩阵 《开罗紫玫瑰》

1、 格雷马斯矩阵与电影文本

在符号学家施特劳斯针对叙事提出“二元对立模式”之后，格雷马斯提出了其著名的“叙事矩阵”模式。在格雷马斯看来，普通的二元对立关系不足以表达一个故事之中的完整关系，因此他在施特劳斯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将二元对立关系扩充为四元对立关系，使得对故事文本的联系更加完整。所谓四元对立，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于“逆否命题”的四元关系模型，其具体理论为：

1. [X]与[反X]为一组对立关系

2. 第三者，与[X]矛盾但不对立的关系为[非X]

3. 第四者，与[反X]矛盾但不对立的关系为[非反X]

[X]、[反X]、[非X]、[非反X]这四者相互关联，在一定的叙事体系下，完成一个一个电影故事的复杂叙事。用一个图形模型来阐述这种关系：（如图1）

在这几组关系之中，[X]与[反X]通常处于一种对抗状态之下，其所代表的立场、态度也往往互为反义，如“正义与邪恶”“诗意与现实”“富有与贫穷”。这种对立关系就会产生我们通常所说的“矛盾”，有了矛盾，一个故事的叙事就得以推进。

图1

但单一的对立关系远远不足以支撑起一部长达90分钟的电影的叙事体量，在二元对立之中一般还会牵涉出更加细小的旁支人物，形成所谓的叙事阵营。这时，X与非反X处于同一阵营，反X与非X处于同一阵营，而反X、非X、非反X都在一定程度上对X起到着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X作为叙事的主体，将成为观众所关注的故事焦点，在一系列的阻力和推进力中穿越历险，最终形成一个精彩的叙事体系。

在《开罗紫玫瑰》中，伍迪艾伦恰好构建了一个四角关系，非常适合采用格雷马斯矩阵对其进行解构，下面将展开对其的详细分析。

2、 行动元模式与角色分析

《开罗紫玫瑰》讲述了一个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影迷故事，女主人公Cecilia是新泽西州的一个餐厅女招待，她白天要在餐厅里应对沉闷的服务生工作，夜晚她要面对毫无生活情趣的丈夫——Monk。而Cecilia本身是一位狂热的影迷，内心深处她向往着诗意的生活。一部名叫《开罗紫玫瑰》的电影激起了Cecilia的无限喜爱，她多次进入影院观看这部电影，电影中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她都能熟练的背诵掌握。在电影中，没有经济凋敝，没有丈夫的虐待，有的只是上流社会的宴席和取乐。某日在Cecilia观看电影时，电影里的男主角Tom突然走下了银幕，向Cecilia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与爱慕之情。Cecilia和Tom离开了电影院，两人互诉衷肠，虽然在一开始非常浪漫，但这并不能填饱肚子。与此同时，Tom现实世界中的扮演者Gil也出现了，两人为争夺Cecilia的芳心展开了竞争。

在格雷马斯的第一部语义学著作《结构语义学》的《有关施动者模型的思考》一章中，他根据普罗普和苏里奥的角色分析理论，架构出了完整的“六个动元”：主角、对象、支配者、承受者、助手、对头。[1]主角是故事之中的一切事件的承受主体；对象是“主角”的追求目标；支配者是支配主角行动的内在动力；最终获得“对象”的主体则称为“承受者”；对主角一系列行为起促进作用的称为助手，反之则称为对头，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及到的矩阵中的“非X”与“非反X”。将这六个动元模型移植到《开罗紫玫瑰》的剧情之中，我们就可以大体得到一个剧情中角色的动元定位，即Cecilia是剧中的主角，一切的矛盾关系都围绕着她展开。剧中的“对象”就是Cecilia一直以来追求的诗意的精神彼岸，这个精神世界是通过走进电影院，不断的观看电影来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Cecilia的观影行为只是一种基于其影迷身份的，追逐精神共鸣的一种表征。联系伍迪艾伦2011年执导的电影《午夜巴黎》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理解所谓“表征”的含义，《午夜巴黎》中的男主人公的情绪矛盾点也同样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事件的矛盾推进同样也是通过穿越来完成的，而不同的是《午夜巴黎》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作家，所以他在穿越后所遇到的人也全都是爵士时代文学大家，谈论的也是文学话题。但从深处看，“文学”与“电影”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也就是说，Cecilia的主角身份和“诗意世界“的对象身份是在本片中恒定的，而“电影”等行为，则只是一种行为表现，将会随着剧情的推进而不断改变。

进一步对《开罗紫玫瑰》的剧情来进行分层，我们可以将“Tom的银幕跨越”视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根据这个节点，会产生如下的两个人物动元分析图：（如图2、图3）

图2

图3

在图2中描绘了Tom穿越之前的角色动元，在这时Cecilia是不变的主角，她所追求精神世界的方法是观影，所以电影就是她实现精神追求的支配力量以及帮助者，而以Monk为代表的现实人物以及萧条的现实世界就是摧毁Cecilia精神世界的力量，因此此时他们是阻碍者。当Tom跨越银幕后，剧情中的动元关系就如图3中所示，Tom的穿越能力支配Tom得以到达Cecilia身边，Tom本身则是作为实现Cecilia诗意梦想的实体而存在，两人的谈情说爱也是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隔绝行为。但当Tom现实世界的扮演者Gil出现时，Tom则变得虚无缥缈起来，Gil与Tom之间的博弈也可以看作一种诗意与现实之间的博弈，所以此时的阻碍者就由Monk变为了Gil。以上便是基于《开罗紫玫瑰》结构分层后简单的角色动元分析。

三、伍迪艾伦电影的矛盾母题——诗意与现实

当人们谈到伍迪艾伦电影时，不能够避开的一个主题就是伍迪艾伦对于现实与艺术关系的特殊态度。他通过运用特有的，艾伦式的手法消除银幕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唤起观众对于银幕表演“即时性”的关注。例如，在伍迪艾伦电影《安妮霍尔》的开头，他面向观众直接打破第四堵墙，用栋笃笑（stand-up comedy）的方式讲述到（如图4）：“有个老笑话是这样说的，两个老妇人去卡茨基尔山旅游，其中一个说：‘哎，这地方的食物真够糟糕的。’另一个说：‘可不是嘛，给的份量又那么少。’我对生活的态度也大抵如此：尽管充满了寂寞、痛苦、悲惨和不幸，但又觉得一切都逝去的太快。”伍迪艾伦的这个笑话没有服务于《安妮霍尔》的叙事信息，而是将自己置于一个介于银幕与现实之间的特殊场域，变成一个观众的推心置腹者。即使自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艾伦也要保持一份局外人的神情，从虚幻的叙事中抽离出来（或许这是一种基于艾伦栋笃笑演员身份的特殊表演方式）。从笑话的内容角度看，伍迪艾伦一直将现实世界视为一个类似“卡茨基尔山食物”的存在，它既令人们觉得无奈与糟糕却又觉得一切逝去太快。琐碎的现实世界和诗意的艺术世界的巨大反差是他一直在电影中致力于表现的。回到格雷马斯的理论之中，格雷马斯将文本分为两个层次——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重点在于故事的情节、情节的推进、人物的行动。而深层结构的重点则在于故事内部的二元对立关系，通过这种对立关系进而推演出整个叙事模式。根据上述所谈到的艾伦叙事矛盾母题，《开罗紫玫瑰》的二元对立关系仍然是诗意与现实的对立。

图4

在《开罗紫玫瑰》的剧情设置中，剧中的四个人物Cecilia、Tom、Gil、Monk，他们之间构成了两个人物阵营，即Cecilia与Tom为代表诗意的电影世界，monk与gil为代表的现实世界。Cecilia作为故事的主角一直挣扎在现实与幻想之间，这种挣扎构成了一种推拉矛盾关系，并推进剧情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可以将Cecilia在剧情中的行动轨迹总结：

（1） Cecilia白天在餐馆中打工，晚上受到丈夫虐待（推）

（2） Cecilia走进电影院（拉）

（3） Tom走出银幕向Cecilia表白（拉）

（4） Gil出现（推）

（5） Gil与Tom争夺Cecilia（推拉矛盾）

（6） Cecilia最终回到现实世界（推）

在电影中的对立关系之中，都是顺延着对Cecilia精神世界追求的不断否定而展开剧情的，没有“推力”情节的开展就没有动力。在这一推拉的过程中，剧情中的四个角色巧妙的构成了格雷马斯矩阵中的四元（如图5），Tom作为剧情中的拉力存在，银幕两边，你我之间，他促使着Cecilia进一步的追求电影世界之中情感，沉浸在诗意的艺术世界之中。但同时，他对Cecilia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地位也是无力改变的，他除了带领着Cecilia走向公园以外，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他都无法影响与改变。所以他在矩阵中的身份应当是“非反X”。而Cecilia的丈夫，他在矩阵中的身份是不言自明的，他对Cecilia的一直以一种施暴者的姿态而存在，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所以他的身份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反X。Tom现实世界之中的扮演者Gil，他的身份是针对Tom而言的，他与Cecilia的丈夫Monk并无联系，但他与Tom的对立导致了他无形之中和Monk处于同一阵营之中，所以他在矩阵中的身份应当是非X。

图5

通过上文我们明确了四位主人公在剧情矩阵中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的是，格雷马斯矩阵并非是一个静态的模型，矩阵中的四元也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就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让每一个项产生逻辑的否定，或矛盾。从而开创出真正的辩证否定的空间。”[2]换言之，格雷马斯矩阵是一个随着电影叙事不断推进的开放型方阵，也是一个“全否定性”的符号方阵。

结语

《开罗紫玫瑰》是伍迪艾伦表现其知识份子矛盾心态的集大成之作，他将电影作为逃离现实的出口，将幻想作为抵抗萧条的手段。通过格雷马斯矩阵的分析，我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诗意与现实之间的对抗，也给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重新蒙上了一层梦幻的面纱。电影不是延长我们生命的工具，电影就是我们生命。银幕也不再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银幕就是另一个世界。

参考文献

[1]王为维,武计涛.从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解析《十月围城》[J].新闻世界,2010(12):168-169.

[2]刘晓倩.从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解析电影《亲爱的》[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6(06):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