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11-03

晚安，母亲:妈妈，我要弄死我自己！——看电影《晚安，妈妈》

作者：徐一棉
原载于2019年10月10日「幕味儿」公众号）
10月10日，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2年确定的“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抑郁症。
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身份，多年来在各种语境中，始终不是那么“名正言顺”。老一辈人对于邻人、亲友中的抑郁症患者，大多充斥着恐惧和羞于提及的情绪；今时今日，借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发展，“抑郁症”又被贴以另一极端的标签，如“高级”“精英”“吃得太饱”。
在更早的1982年，一部探讨“自杀”的戏剧作品《晚安，妈妈》（又译《晚安，母亲》），由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创作而成。在可以查到的舞台剧商演记录里，《晚安，妈妈》近几年在中国大陆被至少四次搬上戏剧舞台。
最近的两次，一为鼓楼西剧场所作，由中戏导演系教授林荫宇和青年演员刘丹出演；一为焦媛实验剧团所作，由在舞台剧《金锁记》中出演过曹七巧的女演员焦媛，和香港女演员米雪出演。
抛却这部剧作的普利策戏剧奖光环换不提，这个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美国故事，似乎和现今生活的某一部分，发生了一种跨时代、跨地域的“同病相怜”，一种共振召唤着创作者，一次次回头去审视和阐释这部作品。
女儿杰西为什么自杀？有人说这部作品在探讨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主义哲学，有人说杰西是一名抑郁症患者。
关于此，有一个有趣的讨论现象——虽然剧本原文、舞台剧和电影，都对“抑郁症”只字未提，但不少人，尤其是有抑郁经验的观者，在观看后会“认出”女儿是抑郁症患者，并认为这是她自杀的首要原因。
实话讲，近年的两次舞台剧呈现，让我觉得，无论是哲学阐释还是疾病归因，都是一种创作者和观者的自圆其说，一种理论覆盖，且覆盖得勉勉强强，并不熨帖——一切在舞台上看起来，明明还没有走到要自杀的地步，不是么？直到在根据这部剧本拍摄的电影中，我抓住了电影导演在其中放置的一个细节：
电影中，杰西几乎在不间断地“做家务”。校准闹钟；整理烘干后的浴巾；打电话取消订阅的报纸；归置妈妈外出回家随手丢弃的鞋包；挤牙膏皮；傍晚定时拉合百叶窗；帮妈妈拿园艺手套；递给妈妈睡衣；填满糖罐；清理冰箱；扔垃圾，换垃圾袋……
这是充斥着对话的剧本和舞台剧中未曾涉足的细节领域，令我觉得新奇。一次次细想下去，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竟然是电影导演在电影里面暗暗放置的“门把手”，它是那么不起眼，你只有一次次看过去，直到终于不再视而不见，抓在手里按下去，方能打开那道挡住真相的门，方能在语言的推动之下，理解到杰西真实的生存境况。
杰西所做的一连串家务事，起先给我一种普遍的印象：它们看起来“太好了”，好到令我困惑。
浴室里，浴巾大小有致，被折成方形叠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这样的收纳方式，对享用者来说，是好看的，方便的，但对于打理者来说，是最不省事的——因为没有办法用完就随手悬挂回去，并且一块刚擦完身体的浴巾必定是潮湿的，你也没办法把它重新折成豆腐块层层码在一起，唯一的办法是，擦过身体就拿去清洗、烘干、重新叠放。这个过程似乎更多在酒店里看到。
在酒店里，人们随手从毛巾架上抓起一块叠成方形平摊的浴巾，擦干身体之后，极少会有人把这块半干半湿的浴巾以同样的方式叠好放回到浴巾架上去，取而代之，是随手将它挂在浴室的门把手上或扔在卧室的沙发上，任它软塌塌悬垂在什么地方，不用担心，因为第二天便会有清洁员来打扫，帮你更换一块干燥柔软蓬松的新毛巾，依旧叠得规规矩矩，大小合适，放在原来那个随手可得的位置上。
显然，在杰西家的浴室里，母亲不是那个负责在洗浴后收拾浴巾的人，这个人只能是，看起来也一直是杰西。
影片中杰西所做的家务事，不少都是这类，“高质量”，比“随手一搭”要耗费更多精力去维持。
比如，杰西家的卧室里是铺床尾那块毯子的，依然是装饰性大于实用性且需要打理的物件；再比如，用纸袋装回来的糖，被杰西分类倒在不同的玻璃糖罐里，装着剩余糖果的纸袋密封后再按照固有的顺序放回橱柜……
同时，这些“高质量”绝不是偶然发生一次的：从杰西的动作看起来，她对这些家务已经是太熟悉；从母亲塞尔玛的反应看来，杰西做的这一切在她眼中太平常，她已经习惯到不去关注了。
杰西在这个傍晚所做的一切，在这座房子里，绝不是一个节日前的大扫除准备，而是她日复一日的平常。
这使电影镜头里的杰西，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对家务有着极高标准的家庭主妇。一个对家务如此认真维持着标准的人，不大可能对生活的其它方面没有要求。这部影片中，家务之于杰西，就像生活之于她。如同进入一户人家，从家居布置和整洁就能看出主人的性格。
导演将杰西对生活的希冀和要求，放在了“家务”这个生活切片上来呈现。影片对家务的细节设计，像是映射了杰西人格中的这个“超我”。她希望家里的一切是干净整洁的，就像她希望自己是一个被爱着的妻子、母亲、职业女性、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一个在社会中看起来无可厚非的正常的“超我”。
但无可选择的是，她有癫痫病，丈夫出轨并离开了她，儿子是一个问题少年，尝试工作却四处碰壁，被邻居视为怪人……那个理想中的她离她太远，那个“超我”像一个冷冰冰的罩子一样压在她的头上。

她回忆起照片上那个童年的自己，“我找到过一张老照片，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小婴儿。她长得粉嫩粉嫩，还胖乎乎的；她还不知道什么是疾病和孤独，她还不会伤害任何人。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睡得香甜，睁开眼睛就会被逗得咯咯直笑……”
温暖的婴儿有着最原始的生存欲望和与他人联结的欲望，给人一种真实的存在感。但很奇怪，在影片中杰西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感受不到那个“胖乎乎”“粉嫩粉嫩”的婴儿，似乎那个有着本能希求的婴儿，伴随着那个有着真实渴望的杰西一同消失了；之后，杰西在成人社会中所希求的一切，像盘子一样闪闪发光的一切，又遥不可及。她凄凉地坐在沙发上，像是被抛在了一片中间地带的虚无旷野之上，看起来孤独，无助，又绝望。
在影片中，做家务被设置为可以给杰西带来掌控感的事情。
电影中，做着家务的杰西看上去从容，有条不紊。在这座房子里，相较于母亲塞尔玛这个房主，杰西反而有着更多的把控权。杰西对房间的每个角落都谙熟于心，电影对此设计了很多呈现细节——她知道屋子里的灯几点就会准时亮起，知道妈妈找不到的园艺手套在哪里，知道洗衣机、胶带、老鼠夹、垃圾袋等一切细枝末节。
她像一个女管家一样向母亲交代要注意的事情——她带着母亲巡视房间，步调稳健、表情自信，简直不是在交代自己自杀后的事情，而是在做一次离职前的岗位交接。

电影在这里着力呈现的，似乎不是杰西因为疾病不能外出工作不得已选择了家务，而是她能够将这份工作做得很好，她有完全的主导权。
她要选择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不是房子外面的世界，而是房子里面的家务，就像她去选择死亡。

同时，家务也成为了展示母女关系的河床，这一晚母女在家务事中的你来我往，呈现的是多年来母女二人关系的缩影。影片中对家务的设计中，大部分都是母女二人共同参与的，并且参与角色十分清晰。母亲在家务中，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从集市回来后，随手把包和鞋子扔下，迫不及待地去橱柜中翻找糖果，狼吞虎咽地咬着一个粉色的圆球点心，椰丝碎渣掉在了地上，杰西想走过来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杰西默默收拾起地上的食物残渣，再去捡拾母亲刚刚随手扔下的鞋和包。
卧室里，母亲脱下的衣服，摘下的眼睛、项链，用过的纸巾都随手丢在各处，像一个被宠溺的小女孩，不担心整洁，自会有妈妈或者仆人来收拾，当然，在这部影片里，可以想象，是杰西来收拾一切。

在花园里，母亲找不到园艺手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问，是不是浣熊拿走了，杰西轻车熟路地把清洗过的手套递给了她。母亲对厨房、盥洗室里的一切看起来都茫然无知，不知道洗衣服用的肥皂在哪里，对做饭的锅子无所谓，丢垃圾的时间也需要女儿提醒。
显然，在生活中，杰西才是那个母亲，塞尔玛则是那个女儿。
直到最后，母亲面对执意自杀的杰西束手无策几近崩溃，杰西声细语地告诉她，“如果有人非要刨根问底追问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就说你不知道……”
杰西的抚慰很管用，母亲的情绪平息了，像一个即将独自在家的小孩子，对被遗弃充满了恐惧，因为得到妈妈的抚慰，对即将到来的孤独感感到可以承受了。此时，母女二人关系的倒置，不仅体现在现实家务中，也完全暴露在了情感关系中。
这一刻，是展示杰西内心的一刻，她不是一个怪人，她是一个有力量生活的有弱点的人，能够给予他人抚慰，也有自己无法处理的坚持，她最终做了自己意志的选择——离开家务，离开母亲。
也许杰西在剧中并不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我们可以透过杰西的生存境况，将探讨全部集中到形而上层面。
也许杰西是的，那么这部作品，除了对“意志”“选择”的生存哲学探讨，从现实层面，竟是如此真实地镜映了现实生活中抑郁症之下，人的生存境况。
杰西的行为特征在影片中的呈现，部分地符合着抑郁症患者的病症：情绪消沉，自卑抑郁，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只是无论剧作者还是电影创作者，出于有意或无意，都没有将这一点点破，选择了从头至尾的沉默。
于是在剧中，杰西的抑郁症成为了房间里的大象，被淹没在生活琐事的涓涓细流中，甚至连朝夕相处的母亲都对真相视而不见，对女儿的真实感受选择了忽略——这和现实中抑郁症患者面临的不被理解的现实，竟是那么相像，多少精神障碍患者直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无法得到到家人的理解。
在邻居和亲戚口中，杰西是个怪人，但影片对杰西家中的呈现，既不符合我对“怪人”的“期待”，也不符合我对一个已经失去生之欲望的人的固有印象。杰西生活的地方，屋外秋海棠开花，屋内床铺柔软，杯盏明亮，看过去和每一个幸福平和的家庭相近。这也是真实的生活写照。
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有一种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生活不能自理、行为异于常人、无法沟通交流、对与之相处感到恐惧，而事实上，更多的精神障碍患者看起来和正常人无二，甚至看起来是更加成熟的、能干的、优秀的，直到不堪忍受痛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内心的痛苦才能被略窥一二。
值得欣慰的是，信息时代，更多精神障碍的痛苦得以被看到。被看到是有风险的，但也带来了被理解的希望。我们只有一次次将目光投向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直到抹去滤镜，真的看到它本来的样子，才有机会去承认，去改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