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息全宇宙》这部明显带有邪典色彩的电影本身就不是大众电影，这样一部电影能获得奥斯卡奖这样的大众奖项所承认，其实是比较令人惊讶的。

时隔两年，回顾这部电影，我仍然喜欢，仍然感到这部电影值得挖掘，且可以挖掘。以下是我最新想的两个点：

一、基于“生产情结”下性少数的别样处境

东亚社会对性少数的“歧视”（实际上是“断定”）并非像西方社会一样，与“宗教情结”挂钩，也并非单纯（不否认这样的逻辑）是像传统论调所声称的那样，是出于集体主义下，以集体维稳之目的鉴别并排斥少数的逻辑。在此种逻辑之上，还需加上“生产情结”的逻辑作为补充——

什么是生产情结？生产情结是指，人作为劳动力参与生产的因素（或者作为非劳动力的参与生产的其他因素）被拔高和强化了，这一拔高和强化贯穿着人的一生，以至于东亚人并不强加自我实现，而更为强调社会实现。并不强调自我对自我的感受，而强调自我对社会的贡献（这一贡献往往就是生产的贡献）。家庭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无比强调人“生产力”的培养；而所谓对阶层跨越的追求，实质上也是对生产因素转变的追求（作为劳动力参与生产转变为作为资本、决策参与产生）。

在生产情结下，一切不利于生产的，即不利于社会实现的因素和特点都被忽视、甚至打压。基于此，性少数不单单是作为异类被“打压”的（但性少数身份政治是），而是作为对劳动力再生产（简称“不生孩子”）的非参与者而被“忽视”的（这种忽视是全方位的忽视）。

第二部分我将对这一“忽视”进行进一步阐述。

二 、对“异人”非歧视的“审判”（或“断定”，judge）

“忽视”是全方位的，“忽视”本身来源于一种否认，从而与打压有同样的效果——对价值的否认、对意义的否认，甚至对情感这一基本的“人类”属性的否认——即性少数的“痛苦”也算痛苦？我并没有觉得你的处境有多“痛苦”，性少数潜意识甚至被摆上了与动物同等的地位——我并不“打压”你，但我无视你的身份、价值和情绪。

这一“忽视”，本身来源于顺直人在生产情结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对自我有一种“完成了的人”(un homme accompli)的预设。

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个完成了的人(un homme accompli)，这完成了的人矢志于去做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正如笛卡尔常说的那样；并且，这完成了的人因此至少在原则上能够穿透物之存在，能够建构出一种具有至上之权威的知识，能够解码一切现象——不仅仅是物理自然意义上的现象，而且还包括历史现象及人类社会现象，能够用原因去解释这些现象，并且最终能够发现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异常导致动物、小孩、原始人和疯人偏离了真理。

这一预设假想了，出于“正常地位”的顺直人过的是一种符合理性的生活，性少数不仅过的是一种偏离理性的生活，且这种对理性的偏离都是无意义的。性少数的“种种异常，其价值便不过是供心理学去观奇猎异，便至多只能在“正常的”心理学和“正常的”社会学中被施舍给一个边缘性的地位。”

基于这一预设，东亚社会对性少数的态度其实不是“歧视”，而是一种“审判”（或“断定”，judge），这种态度不是或不仅仅人面对怪物的恐惧和排斥，而更多是人对工具，一件“不好用”的工具的考察和审视。

只不过“理所应当”地把性少数摆上客体地位加以考察的“正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断定”本身就在制造不适，这种“断定”本身就在明目张胆地贬损人的身份。这种断定，它假设：正常的、文明的、成年的顺直人拥有”融贯完整的体系“。

然而，实际是：

这正常的成年人并不“拥有”这一融贯完整性；这融贯完整性必须一直会是个不可能真正达到的理想或极限；这人不能把自身封闭起来，这所谓的“正常人”就必须努力去理解各种所谓的不正常，因为他永远也没有真真正正地免于这些不正常。他必须谦逊地检视自己，必须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所有的幻想、所有的梦、所有巫魅性的行为、所有晦暗的现象。所有这些，在他的私人和公共生活中、在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都是一直强有力地施加着影响的。所有这些，甚至都在他对自然的认识中留下了种种罅隙——诗正是穿行于此罅隙中。

这大人的、正常人的、文明人的思不可认为自己具有神一般的权利；这思必须一直更真诚地去体贴人类生活中的种种隐晦和困难；这思不可失去与这一生活之非理性根源的接触；最后，这理性必须承认其世界是未完成的，这理性不可假装已经超越了那些被它所掩盖起来的东西，不可以为此文明和认识是不可置疑的，因为恰相反，这理性的最高之功能正在于去置疑此文明和认识。

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那些对性少数的“滔滔不绝”就可以被理解了。性少数所有的主体经验都被忽视了，以至于顺直人可以“一本正经”地说道，“同性恋的处境不是这样的之类”云云。忽视性少数主体经验的顺直人成为了“地狱般”的“他人”，性少数连痛苦的权利似乎都要理所应当地被剥夺——只因他们难以理解性少数情境下的痛苦性，认为这痛苦只不过是一个“建构性的”（尽管它的的确确是建构性的）、某种政治鼓吹下的结果，而全然忽视了这作为痛苦之因的社会情境，即这生产情结无处不在的社会下，性少数难以自居和无处安放的主体地位。

基于这两点，我们似乎能更好地理解电影中人物的逻辑——乔伊那种无处安放的痛苦究竟来源于何；乔伊无所畏惧地奔向那虚无主义的象征，并极力试图让母亲也理解这虚无的原因是何。

而主张电影应该停在“两颗石头”处，即影片最后那看似俗套的爱的和解的批判也有了反驳：这种和解其实不是“爱拯救一切”——这和解甚至都不是共情，而是对无法共情的坦荡承认；是对人因经验不同而构筑的知觉世界不能相容的直面下，那“完成了的人”也坦然地承认了自我并非是一种浑然的融贯完整。

即“我和你一样，我们一样地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