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有句关于城市的箴言——“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谈及这一话题时，也把重心落在了人身上——“我对田野中的树木没有兴趣，我只与城邦里的人打交道。”
最初的城市就起于普通的空地，它并非物理意义上的群居中心，而是一个公民集会的空间，其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无论是罗马人的forum（广场），还是希腊人的agora（集市），城市均以“人”为本，建筑只是用来确定其轮廓的一种手段。
能容纳不一样的人的场景，才是城市。从这个意义上看，因家装真人秀《梦想改造家》而走红网络的日本80后建筑师青山周平，无疑契合了上古哲人对于建筑的定义：
“城市应该是有年轻人，有外地人、当地人、老年人、我这样的外国人、有文化的人、没有文化的人、有学历的（人）、没有学历（的人），就是这些多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一个好的城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来华十五年，这个长相颇似霍建华、说着一口流利中文、被称为建筑男神的青年建筑师，也留下过“苏州有熊公寓”“北京原麦山丘”“京都Guest House合庭”等极具设计感的网红建筑，但他最具代表性的设计，仍是对胡同、弄堂、大杂院与单身公寓的社区化改造。
相比赋予艺术工匠更多职业荣耀感的“平地起高楼”，这些“因地制宜”的翻新项目更能直接反映建筑、社会与人的互动关系，而后者，正是一直思考“理想城市”的建筑师本人的心之所系。
这个才华横溢的建筑天才，一面不断推陈出新，设计广厦千万间，一面长期租住在北京的胡同，完全把房子当成身外之物。
一、买房子
在巅锋问答的节目开头，主持人何润锋开门见山地问了青山一个颇具时代感的私人问题——“您在2005年的时候到了中国，您个人有买房吗？”
青山周平的回答是，自己在中日两地都不曾买下任何房子，在日本不买房子的原因很简单，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以降，“房住不炒”就已经在全日本率先完成实践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早就在北京稳定生活、开设了B.L.U.E.工作室的他，为何在中国也不购置房产？
在青山周平的观察中，中国人买房子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带来的不安全感，一是害怕以后房子更贵，二是寄望以后房子升值。
日本人也经历过这种“有房子就有归属感”的阶段，但日本的历史经验已经揭示：人生的归属感不应当与建筑物深度绑定，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必要关系，就像苏轼的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
实际上，不管青山周平有没有房子，大家都能充分理解他的决定，这便是成功学的潜意识：作为名人的建筑师很有钱，他只是不想买而已，由于这个人完全拥有了购买力，所以主流价值才允许他享有不买的权利。可如果大家都能接受一个既没钱也不想买房的“青山周平”，社会恐怕才是真的又进步了一点。
人类学家项飚分析过这个状况，他认为畸形的房地产生态派生了一种“贱民文化”。就像中年女性被制造的“剩女危机”一样，个体想要脱离这种被歧视的身份，就必须通过买房子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每一个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这场游戏的人，都无可避免地沦为精神层面的输家，在人们祭出首付，签下几十年的还款合同后，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注定会变得极度单一，也将不再享有跳脱系统的自由与反抗规则的勇气，个体尊严会在这一叙事之下被彻底碾成齑粉。
青山周平认为，那些不能买房子或不想买房子的人并非没有家，他们只是被住宅逻辑给异化了。在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里，我们能窥见艺术家对这种元异化的反异化：房子不等于家，户口也不等于家，家是出于共同价值相互依存才产生的概念，就如同人们奋力挣脱仅仅由于血缘关系就成为其一员的自然社会的时候，现代社会才开始形成。
如果说买房模式是主流，是坚硬的墙；那么青山周平对于住房的理解，无疑是边缘化的一种选择，是脆弱的鸡蛋。如同村上春树的立场，青山周平站在鸡蛋一边，他愿意通过具有创新性的设计，为更真实、更本质、更自然也更易被忽视的声音背书。
这并非故作姿态，按青山周平的理解，一件事能成为主流，一定是经历了简单化的提纯，满足的是最大公约数。可健康的社会应是千人千面，和而不同，把事情重新变复杂，才是对每个人都有交代的选择。
二、住房子
为了实践自己的立场，在外国人公寓客居三年后，学会了汉语的青山周平便搬进了南池子胡同，围绕着景山、鼓楼、南锣鼓巷的环故宫带，这位随遇而安的异乡人，在北京中心的15平米一住就是十年。
时至今日，青山周平指着胡同里的一棵树和一片瓦，道出的都是建筑与自然构建的哲学——树不是为了好看才种的，它会提供遮阳的功能，随季节变换的树叶让院子里冬暖夏凉，这使得植物就像是一个自动的窗帘。屋顶的角度与屋檐的深度，对应的是北京太阳起落的高度，人的呼吸吐纳，承接的都是星辰移转。
可按照主流的建筑逻辑，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人不会让位于自然，自然完全屈从于人，它规整可控、鳞次栉比，却在冥冥中就此失去道法自然的玄妙。
青山周平期待的建筑是城市空间的未来时，“未来”有两个含义，一是尚未到来，二是可以改变。胡同里的未来感，也正是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最偏爱的那种建筑——完全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这种生长是连贯、与感情且不可预测的，有自己的逻辑，规划在它面前会显得苍白无比。
当然，人与自然的互动有其代价，胡同要开辟新的休息室、咖啡厅、棋牌室与吸烟区，人们便会堆积一些杂物，会把椅子横亘在过道上，会在路灯下面沿墙打洞，插进木桩与天线，原地造出实用的晾衣架……
这些对于青山周平来说不是问题，如同一个盛满垃圾的垃圾桶，看似脏乱无比，却也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可在我们都熟悉的“检查小组”看来，一尘不染才是干净的；垃圾桶里没有一片纸，才是卫生的理想状态；所有招牌都整齐划一，才能显出城市治理的规范。
以上不是两种建筑理念的对立，而是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房子既然是为了让人住，那么住的人才最有发言权。在此一节，青山周平有一个独特的发现，这个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启发了他对于社区城市的构建。
在北京的胡同里，房子的范围不等于家，每个住户的房子或许很小，但他的家却是他与邻居共享的整片区域的延伸。所以，只要你能在心理上和邻居打成一片，你就还会在拥有30平米房子的同时享有一个300平米的家。那些过道上闲置的椅子，不是随意丢弃的垃圾，而是特意安放的家具。
胡同的生态，是一种时而闲适时而热闹的生态，是一种不稳定与安逸并存的生态，也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东京没有的生态，它能给予细致入微的观察者意想不到的灵感。
青山周平介绍，住在住宅楼的人通常会非常介意噪音，但在鸡犬相闻的胡同里，街坊邻里不仅不会被隔墙的生活干扰，反而会享受旁人炒菜的油烟味。原因很简单：胡同的逻辑就是互相帮助和互相影响，你的屋子我能进，我的院子你常扫，下雨天你帮我收衣服，吃饭时我拿饺子你拿醋。
关于共享空间的纵深与潜力，电影《老炮儿》有一个桥段非常生动，是讲冯小刚饰演的六爷在胡同口瞅见一个小偷扔钱包，就让小偷把失主的身份证寄回去。小偷不耐烦，“这事情跟你有啥关系”，六爷回复：“扔这儿就跟我有关系了……不听话是吧，你试试，你出得了这条胡同吗？”
三、看房子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卡尔维诺借着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陈述，描绘了想象中的55座城市，城市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丰富、柔软与包容。
青山周平说，自己的工作就是通过一点改造，让更多的人能在一个地方安心生活，比起建筑物的光鲜亮丽，他非常在意城市被使用的状态，拿今年的疫情来说，都市的停摆让一切看上去空荡荡，在暂时的困顿中，青山周平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实体空间的真正价值。
人们被迫足不出了，于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基本的工作、学习、点餐与交流，既然B计划也能延续日常，那当疫情最终退散，建筑是否还是生活的必需品？
青山周平的答案是肯定的，就像项飚对于“附近的消失”的提炼：
人类原来有一种自信，当我们在公共场合相遇，能够在怦然心动之后构造出互相信任的关系，但在模式进入线上后，人类开始舍弃生物关系，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理性计算，即通过大量的信息对比，科学匹配出那个门当户对的人。经济理性的极度扩张，挤压了原本的自然之爱，同时消失的，是那种构建爱的决心与能力。
让附近重新回归，就离不开建筑物，尤其是具有公共社交属性的建筑。
在福建泉州，青山周平与中国同行把一个废弃的蔬菜公司的厂房改建成“400盒子”共享社区，比邻而居的青年，就在5.4平方米、可以移动的密闭空间里实现住宿与收纳，同时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共享厨房、浴室和洗手间，随时切换到集体生活。如果城市真是一群人独自生活的地方，“400盒子”似乎是一个微妙的双全法，它一面保障了私密，一面缓解了孤独。
何润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盒子社区是否可以作为解决当下居住问题的普适性方案？青山周平的答案依然如故，他关心的不是“能否”，而是“应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两室一厅、三室一厅、住宅小区这样的居住模式，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多样的家庭生活模式，那为什么我们的住宅只有一个模式呢？”
就拿胡同改建来说，青山周平的理想形态，并不是重现富豪才住得起的四合院，而是向天南海北的来客提供胡同里的空间，那些年轻的没有钱的人，刚刚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他们都可以在市中心找到这样的共享空间，就像欧洲的柏林和巴黎。
马里导演拉里·吉《悲惨世界》的戛纳版海报，就选用了巴黎市中心提供给廉租青年的高层楼房，它让我想起在上海双年展上听到的对谈，一对夫妇看着墙上关于巴黎楼房的展画，他们惊讶道，看上去如此脏乱差的地方，拔地而起的城中村，竟然是世界大都市的中心。
是的，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不是本地人的桂殿兰宫、钟鸣鼎食，而是背包客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不会受制于签证限制、对外开放程度、生活成本与经济国际化水平，不会吝惜提供小户型的占比，更不会设置“单身人士不能买房”的狭隘成见。
从多元价值观、人口来源丰富性、行业多样性的角度，内地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比得过同在亚洲的曼谷、新加坡与胡志明市，我们的大城市，更多体现的是对精英人士的“管理水平”，而不是对普罗大众的“服务意识”，我们的建筑构造，早已落后于大多数人的生活需求与奋斗理想。
对此，美国社会学家拉塞尔·雅各比早有言之：
“使波西米亚赖以生存的不是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财富，而是这个城市的氛围或特质。繁忙的街道、经济实惠的小餐馆、合理的房租以及优雅的环境，这些不牢靠的城市居住条件滋养了波西米亚群落。经济萧条、繁荣、城市的复兴、高速公路、贫民窟或郊区都会轻易地损害这些居住条件。”
一言蔽之，在波西米亚精神的消亡中，你能看到一种公然的冲突——“劳动力和财富的社会，是会武装起来向这个社会时常承诺的闲散和乌托邦发起进攻的。”
正因如此，青山周平的另辟蹊径才显得弥足珍贵，他改造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梦想，是属于无数普通人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就像他最后举的那个例子，建筑是自己的眼镜，只有戴上这副眼镜，他才能真正看清这个变化中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