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郑钧：摇滚，修行，皆为人生。
摇滚老炮郑钧是个“大隐隐于市”的人。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同龄的歌手纷纷偃旗息鼓后，唯有已知天命的他还在公众视野里精神矍铄地游走，不止是新歌、新专辑、新live和新演唱会，还有新的综艺席位与毒舌犀利。 就像《笑傲江湖》那位“琴中藏剑，剑发琴音”的莫大先生的突然出招，郑钧只是略微抖露一下从前的率真，就足以让今天这个商业互吹的娱乐场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real！
正似乐评人张晓舟对“南京市民李先生”的评价，郑钧昨天还是大时代的小资，今天摇身一晃变成了小时代的大神。众神退位的小时代，窦唯只能在地铁中找，崔健像一个江湖传说，只有郑钧这尊神还在舞台上抛头露面、不甘寂寞，套用鲍勃·迪伦的名言，“像一块滚石”。
重新上路的他，仿佛要为老哥们挽回点什么，在新一期的《巅锋》里，郑钧对所有追问一一答辩。
撰文 |先斑
出品 | 腾讯新闻好雨知时工作室
就像上世纪20年代考入黄埔六期的祖父郑自毅，在捕捉时代浪潮这件事上，郑钧继承了那道奋勇争先的家传。
1994年，27岁、扎着马尾辫的郑钧以专辑《赤裸裸》出道，一举成为中国摇滚乐坛里的颜值担当。从《灰姑娘》到《私奔》《长安长安》，郑钧偏流行摇滚的名曲始终热度不减，常常是选秀节目的必现之作。这位乐坛活化石的从未过时，也让他在谈及“摇滚怎么了”这一问题上，变成了同行里最有发言权的人。
自崔健在1986年起了一个很高的调，让摇滚乐一夜火遍大江南北后，它就在主流视野中高开低走地愈发滑落。
“摇滚已死”最近一次在社交网络被提及，是两个月前，男团改编版《一块红布》在一片争议中上的热搜。来自中国摇滚教父崔健的名曲，经过轻歌曼舞的悉心编排，被媒体大V评论道“只剩娱乐至死”，意指那些搞唱跳出身的流量艺人根本无力诠释这首内涵神作。
在《巅锋》中，主持人何润锋直截了当地问郑钧，为何他说黄金年代的中国摇滚患有侏儒症？
即便乐手们有表达，有思考，但在变成经济上的乞丐后，终于无所作为，不可能更进一步——“就是没有机会长大。我们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不具备（长大的条件），这个土壤还不完善。”
事情吊诡的地方正在这儿：相对于脱口秀、Hip-hop、街舞等青年亚文化在国内的催熟式落地，中国摇滚乐反而遵循了流行文化平稳发展的步骤：先在地下有个萌芽期，用舶来的东西影响小圈层的人，然后是漫长的成长期，再到21世纪，互联网做一些大节目、大IP去影响大众。
换句话说，乐队文化在国内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积淀的，按照常理，年轻人不该在男团的演绎中熟识崔健，《乐队的夏天》也不该在一季之后迅速哑火。但现实则是，三十年后，摇滚乐在国内的受众仅限于都市圈层，李安《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盛景，在这里再也不曾实现过。
一言蔽之，中国的摇滚乐是80年代的孩子，它的精神血脉来自美国的60年代。年轻人要叛逆他们的父辈，摇滚乐、布鲁斯、爵士乐、Hip-hop，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主流文化，不同音乐里的棱角和态度，都来自与社会现实短兵相接之下内心的真实需求。
崔健评价中国摇滚学习西方摇滚的“半吊子”，或许可以解释郑钧所言的“土壤未完善”——“外表上像摇滚，内心不是摇滚。因为他们心里没有需求，没有对力量的需求，为什么要有力，力量是要挣破枷锁的。他们没感觉到枷锁，或者他们见着枷锁就躲，甚至他们想利用枷锁，想把这枷锁化为时尚，去获取更大的利益。”
拿时兴的综艺来说，它客观上增加了人们对音乐的理解和小众乐队的能见度，但代价是它要把乐队身上（如果有的话）和主流观念、道德标准、政治光谱相违和的杂音剪掉，去除了刺头的、刺耳的羽翼，化个妆打包一下，才妥当地递给电视文化的广大受众。
某种意义上，你接受浮士德的契约，就意味着放弃你的艺术身份，以及你的一整套对音乐标准的认同。时代变了，不复有与猫王、鲍勃·迪伦、约翰·列侬无缝接轨的空气，红旗下的蛋被红布重新盖住，与物质上瘸的那条腿比起来，先天受困的另一条腿，或许才是国内摇滚事业发展不畅的核心顽症。
叱咤风云的宗师还在，门派和江湖却都已遁形，宗师只得“道士下山”，独自登上新的擂台。
好在郑钧从出道时起，就是一匹“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独狼。数十年如一日独自行走、独自思考、独自创作的禀赋，让他在摇滚精神“大失去”的背景下，率先迈向了生命感受的“小确幸”。
郑钧告诉何润锋，创作是一个靠“感受”混饭吃的行当，自己没灵感了，就更不可能给别人带来共鸣。而在形成感受的过程中，“独处”这一常为人所忽视的步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料。
在北京的摇滚圈，乐手们习惯扎堆，越到近年郑钧越觉得，“大家集体在一起的时候，创造力是零”，他终于意识到了一个创作者谢绝应酬之后，收获到的远比失去的更多。
媒体人“老编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这个在内容创作领域共通的道理，那就是一流的创作人才应当互相远离。原因很简单：创作者是能专注思考问题的人，专注必须保持距离——“编辑部里面的人天天勾肩搭背，天天下班都要一起去吃烧烤、卤串？这是销售团队干的事情。”
何润锋进一步问郑钧：相对于那群摇滚乐手，你身上最大的独特性是什么？郑钧回应道，自己最独特的一点，或许就在于他从不觉得自己很独特，很高一人等，需要前呼后拥，顶礼膜拜。
你可以轻易发现，时过境迁之后，郑钧独狼本色未改，但人生观已然变得宽容且温和，一如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那段感悟：
“一个人常常因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才选择了艺术家的命运,但他很快就明白，他只有承认他与众人相像，才能给予他的艺术、他的不同之处以营养。正是在他与别人之间的不断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脱离的集体的途中，艺术家成熟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艺术家什么都不蔑视,他们迫使自己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
谈及这份跨度颇大的转变，郑钧从年少时钟爱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流浪艺人的秦腔与胡琴，一路聊到了A型血天蝎座的严于待人、中年后的禅修打坐以及妻子对他性格的重塑，在对不同生命体验的观察背后，摇滚老炮的行侠仗剑与怒火中烧，变成了近作里的春风化雨与润物无声。
按照郑钧对摇滚二字的“新解”，摇滚就是特别真实的活着，用最赤诚的态度写出的音乐，就是摇滚乐。真实的态度里可以有愤怒，但不能都是愤怒，因为不会有人永远愤怒，没来由地反抗。为某种外在形式所倾倒，是最浅薄的真实，这种真实是拿给人看的。
或者说，一个创作者直抒胸臆的主观并没有错，但在年轻的时候，由于经历不够多，主观标尺能丈量的范围就不够广，因此才会看什么都不顺眼。可气到临头，苹果还是不会变成梨，偏执并不能带来收获，只会放大那些脆弱的情绪，让自己变得愤世嫉俗，自怨自艾。
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时候，郑钧甚至会羡慕干体力活的工人，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想，累了一天总能睡着。后来郑钧才明白，其实不是别人什么都不想，而是自己总往极端了想，解法其实很简单——“这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他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你必须学会跟他们相处。”
在《巅锋》里，郑钧带着何润锋打坐，娓娓道来的都是哲学，“禅修就是让你在忘我的状态中呆住”，“宗教是用来控制别人的，信仰我认为是改变自己的”。如何改变自己，那就是更自在地活着，像济公一样嬉笑怒骂，体味世间百态，而不是陷入指向单一的焦虑。
作为过来人的郑钧看到，在今天这种信息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人，其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相匹配的。何润锋提醒了一句要点，现代人通过网络就能完成那些体验，郑钧立刻补充：“网上绝对不是阅历。”
是的，知识信息的积累从不等于世界观的深化，郑钧认为，互联网的缺陷之一就是它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感受，还给人一种一切都经历过的错觉。他担心的是，当现实疼痛真的降临，年轻人才会恍然大悟自己抗压能力的脆弱。
但不管郑钧怎么说，今天的游戏规则是依附于互联网青年文化的，他热爱了一辈子的音乐行业也是如此。媒介变了，年轻人只看综艺，只信“病毒式传播”，一个还想有所作为的音乐人若不中流击水，必然会被浪潮吞噬。
最近几年里，从《中国最强音》到《我是唱作人》，再到《明日之子》和《中国新说唱》的串场，郑钧综艺邀约不断。在《巅锋》里，曾对选秀节目不屑一顾的老炮这样解释这份接受。
首先，他如果不去这些节目，年轻人就不会认识他，他的音乐就会束之高阁；其次，他去了之后发现，渠道是中性的；再次，如果他不去那里立个旗帜，就等于把标准拱手让人，所以逻辑是，如果你真觉得现在流行的是垃圾，你更有责任去把它清理干净。
“重新占领阵地”只是第一步，郑钧告诉何润锋，就是因为渠道发生了改变，过去人们听电台、CD、磁带，是精英替听众选择，虽然单一，但也容易积累审美；现在是信息民主化的时代，是听众自发选择，垂直、精准、封闭，形成了不同的圈层。
郑钧拿京剧做了一个比喻，一种是梅兰芳这种有设计、有表达的艺术，另一种是天桥底下撂摊卖艺。互联网是天桥模式，信息分发偏重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势必门可罗雀。可话说回来，能够在时间中留存、历久弥新的，却是前一种经过打磨的东西。
“我也没有瞧不起天桥”，郑钧说，“梅兰芳也会去撂一下摊”，就当是体验生活，但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不能忘了初衷在哪儿，“过两天你开始吞铁球练劈叉了，这就完了”。
但在如今的音乐产业，更要紧的问题还不是市场上充斥着滥竽充数的创作者，而是整个工业环境愈发逐利：不会再有人为专辑设定一个整体概念，把唱片往重了做。郑钧遗憾地说，他也认为这个时代很难出大师，因为没有人肯给大师打磨的时间，你耐得住寂寞，资本耐不住。
现在是几个人在一块拼凑一首歌，质量也会有不错的，但这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不是手艺人带有思想资源的作品。什么叫作品，尼尔·杨说，抱着琴坐在院子里，终将与灵感不期而遇。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在商人眼里，这么做音乐成本太大、风险太高；但对艺术来说，这是它通往伟大的唯一路径。
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诗人于坚说了一段话：“有感：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世界厌倦了，它只是要生活、要爱、要歌唱、要忧伤。于是，鲍勃·迪伦来了。这是向垮掉的一代、向六十年代、向浪漫主义、向波西米亚、向嬉皮士、向口语一一致敬。世界醒了。”
文学价值与音乐魅力的相互激发，是摇滚乐全盛时代留给世界的新传统，也是那批用眼界关注时代、用音乐改变时代的偶像足以封神的理由。但至少在这片土地上，它的鲍勃·迪伦还没归位，答案还在风中飘荡，“音乐如何改变世界”的追问仍在继续。
在节目最后，郑钧如是说：“音乐只能改变人的心，你把人的心改变了，就把世界改变了。因为世界永远是人的心创造出来的，所以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心，让他们的心更柔软，更宽容，更美好一点，这个世界就变得美好了。”
带着记忆中的真善美，再次踏进录音棚的郑钧尤为感受到了一份“事在人为”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