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13

信仰时分:导演说

意大利是个教会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教会对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风俗等等都有很深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习惯和行为等等自然也有巨大影响。可以说，教会的影响无所不在，教会无所不能。因此，教会与社会、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的矛盾构成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文艺作品反映这种矛盾既是必然的，也是其责任所在。但是，反映这一社会现象并不容易，往往是，一些非教徒觉得反映的深度不够，而一些信徒则认为有些过火，甚至觉得是对教会的肆意攻击。这部影片对这一重要题材的处理却恰到好处，让人无话可说。这是因为，影片从一个七岁儿童的眼睛和思维出发，对教会的一些重要观念和思想提出了挑战，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他的不信教的父亲埃尔内斯托回答不了，就是最虔诚的信徒和神甫也难以回答。宗教课老师说，上帝无处不在，上帝无所不能。莱奥纳尔多则提出，世界60亿人，上帝怎么可能个个监督，而且他还提出，既然上帝是仁慈的，为什么知道将有灾难而不事先告诉他。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意识到，上帝影响了他的自由，既包括行动的自由，也包括思想的自由。表面看来，这个儿童的问题显得幼稚、荒唐，但其逻辑却十分严密，任何人难以反驳，因此，对肤浅、庸俗、仪式化的宗教课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所以，并不信教的埃尔内斯托不能不感叹，他的儿子十分勇敢。这样一来，一个重要问题就摆在了大家面前：宗教课应该不应该开设？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尤其是前一问题，在意大利曾经引起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才确定，宗教课在小学期间作为选修课。但是，这样做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正如埃尔内斯托所说，“一个孩子无法接受死亡的概念”以及所谓天堂之类的概念，宗教课给孩子带来的是无限的恐惧，这会吓坏孩子，这样一来，“他父亲的无神论丝毫不起作用”，“会使他的头脑更加混乱”，会使他迷茫，也会使父子之间产生隔阂。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门课程该不该设立，而是在于前诉第二个问题，如果把宗教信仰看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精神力量，看作伦理道德的规范，看作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有积极影响的一种力量，使人在某些方面有所畏惧，因而可以限制或消除一些带来负面后果的行为，使人们择善而行，那么宗教不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是非常有益的。在儿童还不具备分辨一些重要问题的能力时，如果只教他们吃饭前划十字，只讲那些老生常谈，而不解除他们的迷茫，这样的课程只会造成混乱、迷茫和恐惧，这样的课程不仅多余，而且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
面对儿子上宗教课后的怪异行为和他提出的难以回答的尖锐问题，面对由此造成的负作用，不信教的埃尔内斯托无疑要进行抗争，要进行反击。他在同儿子谈话时就以自己为例，告诫儿子在信仰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要言行一致。但是，他的这种抗争处处碰壁。影片以种种细节表明，他碰壁的原因在于，他面对的是一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强大势力，这一势力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这支势力为达目的可以对他使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使用卑鄙手段。在疯人院，枢机主教皮乌米尼同埃尔内斯托的大段对话在影片中占有重要分量，主教或明或暗地让他知道，教会对他的过去、政治观点、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所作所为等等了如指掌，甚至把他参加“为人民服务”党而献出财产与教会的清贫、忠贞和服从这三愿相提并论。这可以说是主教的软的一手，想使他在母亲封圣一事上就范，提供有利的证词。这样还不能达到目的时，主教开始诱导埃尔内斯托，先是说明，他的母亲是为了不亵渎神灵而让她那疯癫的儿子埃吉迪奥开枪杀死她的，这样她才可以被封为圣人。当埃尔内斯托回答说，他当时已经离家不知详情时，主教又诱导他说，是母亲跪下来恳求儿子杀死她的。而埃尔内斯托的回答是，即使她跪下来祈求，那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在疯癫的儿子面前都会做的事。埃尔内斯托为自己坚定地与皮乌米尼抗衡颇感满意。但是，主教还有杀手锏，主教提到了阿尔詹蒂祈灵于埃尔内斯托母亲而使无法医治的疾病痊愈一事，而这个阿尔詹蒂恰恰是埃尔内斯托的好朋友。教会为达目的对埃尔内斯托所使用的手法并不仅限于此，埃尔内斯托最后回忆他同迪亚娜的交往过程之后终于明白，让他着迷的这个多才多艺的美女也是教会布下的一枚棋子，说“她也参与了计划”，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失去理智，让我发疯，然后我就会去做他们想要我做的一切”。但是，迪亚娜出现于他的与世隔绝的画室也使他过去的那种怀疑、冷漠心态发生了动摇，感受到了家庭瓦解和孤寂生活对自己的精神造成的扭曲，使他产生了些微希望之光，这比仅仅表现宗教、政治和家族关系等问题的视野更为广阔，个人心理的描绘也使埃尔内斯托的形象更复杂而丰满。
在埃尔内斯托自己家人这边，除去疯癫的埃吉迪奥之外，所有的人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的妻子听到婆婆有可能封圣后，认为“有一个受人敬仰的祖母”对莱奥纳尔多有用，偷偷给儿子报了宗教课，还偷偷为儿子施了洗礼。埃尔内斯托与儿子谈话时，她甚至数次悄悄偷听。埃尔内斯托甚至发现，他与主教谈过话一事她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可见她也已与教会串通一气。在埃尔内斯托的几个兄弟中，埃乌杰尼奥是神甫，他在封圣一事上极为积极是必然的，另外几个兄弟有的本来就积极，有的被迫改变了主意，也积极起来，目的都是要从中得到好处。而疯癫的埃吉迪奥本来就有病，却被反复折磨，痛哭流涕，痛骂“该死的圣母”、“该死的上帝”。然而，最积极的却是早已出嫁、平时与埃尔内斯托母亲格格不入、以前从不去望弥撒、被称为“母老虎”的姑妈玛丽亚。她请志愿者来家里布置，把家搞成一个“申办场所”，宗教味十足。她与埃尔内斯托有大段对话，充分表明了她这样做的目的：从中得到好处。她认为，家族应该有个保护人，而不必考虑这个保护人是什么人。家族应该有一个名分，这个名分能使家族获得尊严，这个名分“是一份定期收益”，它“一直到世界末日都会有用”。她要埃尔内斯托改变信仰，劝他这个艺术家“有一个圣人母亲那是多么广阔的世界”。这就是她积极参与这件事的目的。最后她甚至说，埃尔内斯托不去作证就是“一名罪犯”。就是那个本来与此事毫不相干的阿尔詹蒂也参与进来，甚至连失去自己的残废抚恤金也在所不惜，因为他觉得“圣迹治愈的病人前途无量”，可以从“圣像版权、小纪念品、上电视、捐赠”中得到更大的好处。所有这些就是埃尔内斯托面对的人、面对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嘴脸和目的。
埃尔内斯托面对的是尖锐的矛盾：一边是儿子在上宗教课后提出的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表面幼稚，但逻辑严密，对于教会来说，这是难以反驳的十分尖锐的问题；一边是被疯癫的兄弟枪杀的母亲有可能被封为圣人，母亲被封圣揭示了以枢机主教等为代表的教会势力的故弄玄虚，他们要把一个善良母亲的无奈之举无限拔高，借以达到惑众渔利的目的，同时也揭示了姑妈玛丽亚等人从中获利的小市民心态。他解答不了儿子的问题，却也不想让儿子迷失，但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站在他一边，他孤立无援，只能孤军奋战，他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阻力，而且是无形的阻力，让他难以应付。儿子的“幼稚”问题和母亲的崇高封圣发生于埃尔内斯托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这样两件事把他带到了一个非宗教信徒与教会正面交锋的焦点，他与教会和亲友等的矛盾围绕这一焦点展开，充分展现了社会现实中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影片的故事虽然并不复杂，却结构严谨，每个细节都富有多重含义，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生活的复杂，尤其是宗教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教会很吸引人，但有时令人不可理解；它很崇高，但有时显得可笑，布拉的“高论”和决斗就是很好的证明；它的理论显得深奥，有些东西令人不解，有时却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甚至解答不了一个幼童的简单问题。影片最后一幕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皮恰福科家族积极参与封圣的人全都来到梵蒂冈，就在此时，埃尔内斯托去送儿子上学，原本很想见教皇的莱奥纳尔多这时优雅地做了一个反抗的手势后说：“我宁愿不去。”
影片的副标题是《我母亲的微笑》，导演在一家杂志刊登剧本时对此有个说明。他说：“在写作剧本和拍摄的过程中，微笑这一因素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形象方面来说，还是从主角的微笑同其母亲的微笑之间的关系来说都是这样。这微笑看起来意味深长。影片推出前，在内部做了一次小范围的调查，多数人比较认同《宗教课》这一片名，认为它最合适。就这样它超过了‘微笑’，但后者仍被保留下来，《我母亲的微笑》成了副题。”他说，《宗教课》这一名称成为首选，是因为它比较贴切，比较通俗，“确实更直白，更易于理解，尤其是对于意大利观众而言”。
在影片中，母亲的照片第一次出现是在莱奥纳尔多的房间，慈祥优雅，平易近人，富有生活气息。而在玛丽亚家，年轻画家把母亲画成就要升天的样子，但没有了照片中的微笑，而是欣喜若狂、心醉神迷，这已经不是埃尔内斯托心目中的母亲，完全失去了人世间活生生的母亲的本性，只具有“圣像意味”。这一点也是影片的一个重要象征因素。
导演贝洛基奥生于1940年，1962年毕业于著名的罗马电影实验中心，三年后导演了《拳头揣在口袋里》，讲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被它的一个疯癫成员毁掉的故事，因对乱伦的表现和宗教敏感性而成为1960年代最大胆的影片之一，他本人也成为最让人们关注的年轻导演之一。此后他拍摄了一系列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影片，讥讽风格十分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是1967年的《中国近在咫尺》，对意大利的政治、思想意识和社会等方面的危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和讥讽，因而被称为“反叛导演”。他不断对家庭问题、市民的自私和唯利是图、资产阶级的迷茫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拍摄了一些反映这些思考的影片。《宗教课》这部具有挑战性的影片继承了他的批判传统，表现了家庭的瓦解、思想的迷茫、宗教的伪善，塑造了一个在各种压力下陷入错乱幻觉和无助境地的知识分子形象。此片在意大利上演时，意大利主教会议宣布这部电影是亵渎神明的，但在戛纳电影节上演时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片有人译为“信仰时分”，不确。原文的ora是“小时、时刻”等意思，后面的religione意思是“宗教”，这里是指“上宗教课的时刻”，所以译为“宗教课”更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