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绝望的男人决定去赴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当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科林尼冷静的有点可怕的走进总统套房的走廊，去准备杀死那个位高权重的老人迈耶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条路既是一条复仇之路，也是一条救赎之路，杀死那个男人的同时也是在让几十年备受煎熬的自己得到解脱。

故事就这样引人入胜的展开了，我们不禁要问，科林尼为什么可以那么平静的杀死一个看起来那么绅士的老者？然后自己解脱般的去选择自首，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个疑问使我们观众一下子看进去了，迫不及待想解开这个谜团。

然而导演却没有那么着急，开始掉转镜头对准一个从底层逆袭的新人律师卡斯帕身上。看到一些评价说，前面浪费那么多时间聚焦那个律师的生活干什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除了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也在着重挖掘人性中善与恶的摇摆地带，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动物，我们内心深处的善念与恶念永远是互相并存的，彼此缠绕，彼此争斗着主宰我们的心灵。正如第一个对准律师的镜头就是他在浑汗如雨的自由搏击，象征着他内心善与恶的彼此焦灼，面对法律的正义与人情的偏袒让他左右为难。

卡斯帕——是正义的坚守者还是罪恶的帮凶？

导演用前面1小时很大的篇幅在刻画律师与整个迈耶家族非常深的情感羁绊。

迈耶对卡斯帕来说是教育他成长，给他缺失父爱的童年带来欢乐，帮助他从社会底层逆袭到精英阶层的慈祖父般的存在。同时，卡斯帕也与迈耶的孙子，孙女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见证彼此的青春成长。导演越是强调卡斯帕与整个迈耶家族的情感羁绊，越是突出卡斯帕身份归属感的困惑，自己即是迈耶家族一份子，但同时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还是偏袒人情的那一面，望着天秤两端为难的他，不断接受人性的拷问与善与恶的审判。

当律师卡斯帕一边看着迈耶尸检一边回想起他开车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兜风，教自己识字 时，导演运用镜头交叉剪辑，让丑恶腐朽的尸体与美好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让童年的光辉与死亡的黑暗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善于恶彼此互相缠绕的主题再次点出。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卡斯帕与父亲一起追溯整理相关案件资料的过程也达成了他与亲生父亲缺失成长陪伴的和解，在长大成人后，他与父亲在追寻正义的理念上达到一致。

影片最后有一个镜头是在案件结束后，他来到科林尼的故乡，在重归平静的街边咖啡馆小憩的时候接收到了一个孩子的足球，这里镜头意思是他收到了来自科林尼生前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感谢，感谢他为科林尼和他父亲所做的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声张，他和父亲终于在天堂团聚，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迈耶和科林尼这两个人物更是善与恶不断反转的更鲜明的例子。

杀人魔头与慈爱祖父，一级谋杀犯与复仇大英雄，正义的律师与罪恶的帮凶，这些看似绝对相反的人物身份却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停的摇摆是本片在刻画人物的看点所在。

科林尼——是杀人如麻的谋杀犯人还是视死如归的复仇英雄？

科林尼的扮演者老戏骨弗兰科·内罗演技含蓄内敛，仿佛硬汉柯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子附身，从自首后心如止水一言不发，到看到年迈故乡同胞热泪盈眶再到最后对历史的清算和追问情绪依次递进。

科林尼这个人物的戏都在内心，他眼神坚毅，愤怒的外表，绝望和悲伤的内里，虽是谋杀犯却有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他回想起1944年发生的屠杀平民事件往事时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和颤栗也在表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魔”，是他始终不能平复的伤口。这个伤口他尝试过诉诸于法律来解决，但无疾而终，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条决定让杀人者偿命，自己的人生也一同消亡的毁灭之路。

当科林尼终于说出内心的呐喊——法律为什么站在杀人犯这边！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也无儿无女，剩下的唯有自己心中那点正义时，他委屈的眼泪让我们观众动容。还有一个细节是，当他听见律师的质问——迈耶应该被判有罪时！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一次眉头舒展了，他朝着远方天堂父亲的方向看了看，露出了释怀的眼神。这些小细节的精准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情感转变。

迈耶——是慈祥祖父还是杀人魔王？

过失杀人诉讼的时效是20年，因为这个条款，他曾被判无罪。但律师认为这个法律条款的制定本身就是个丑闻。

为什么迈耶当年会对卡斯帕律师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因为他年轻时作为纳粹军官残忍杀害贫民，杀害一个无辜贫民孩子的父亲，毁了这个孩子的家庭，毁了他的一生，他老了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曾做过的罪孽，之所以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底层孩童那么好，给他教育，给他车，培养他成长其实也是对自己年轻时犯下大错内心的赎罪。

而最后迈耶死在那时候孩子科林尼的枪下，迈耶的死与当时科林尼父亲的死交叉剪辑，也是天道轮回，生死报应。迈耶家里书柜里一直藏着的那把二战时期德军特制的瓦尔特P38手枪，也是在证明他无论现在是一个多成功的商人角色，战犯角色始终无法更改，是他一辈子的罪孽与耻辱。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是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的同时还能够无任何立场的对人性中最复杂的那一面展开深入的挖掘，影片结尾案件的突然终止也是在给观众自己去评判谁对谁错的开放性空间。影片中那些人性隐秘情绪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焦灼的细腻表现正是善与恶是始终对立，又始终互相依存着的最好证明。

影片之外，法兰克福大审判后，德国大众不断对历史开始反思，舆论迫使政府开始对纳粹犯的追责和清算，1979年，德国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