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自己翻译的设定集第一章,本人从来没有学过翻译,英语水平也很有限,翻得不好请见谅。设定集的第一章主要讲了《好兆头》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这本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的历程,我自己看完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翻译出来和大家分享。

文中插图为原书插图,插图下面的配文也和原书的配文一致。


起初

特里和尼尔联手写作小说,并进入电影开发的地狱。

“这天气真是 “好兆头’ ,”尼尔·盖曼评价道,从唇间吐出的空气形成了水雾。他正在一辆拖车里躲避伦敦的严寒,穿着一件可以兼作羽绒被的外套,戴着一顶带下拉式耳罩的帽子。下一次他做出同样的评价是在远离英国的南非,《好兆头》的合著者、编剧兼制片人已经把冬装换成了黑色 T恤,正在躲避强烈的阳光。他高兴地指出,这种极端条件在拍摄中非常平常,这种条件也适于他与已故的特里·普拉切特爵士在1989年创作的、关于两极对立的喜剧奇幻冒险故事。“这是善与恶联手阻止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故事,”他继续解释道,“预计在周六喝完茶后发生。”

大批读者深深爱上了这个故事,而故事背后的故事也广受赞扬。早在1985年——尼尔称之为“史前”——他与特里·普拉切特在一家中餐馆相遇。特里作为“碟形世界”系列的作者,正在享受着这一巨大成功带来的回报。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尼尔受一家科幻杂志的委托来采访这位奇幻作家。“那只是本很小的杂志,他们甚至还要求我拍照片,”尼尔说道,“我是采访他的第一位记者,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经常逗笑彼此,我们因同样的事情开怀大笑,然后成了朋友。”

当时,尼尔刚刚写完了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的配套指南。“亚当斯”英国漫画写作风格、里奇马尔·克朗普顿的《 Just William》系列 (讲述一个年轻学童的冒险故事)和七十年代经典恐怖电影《预兆》不可思议的结合启发了尼尔,他开始构思一个故事的框架。一场邪恶的婴儿交换误入歧途,尼尔将最初的五千字命名为《反基督者威廉》并发给了一些朋友。在这些章节中,一个悠闲的恶魔和一个古板的天使太喜欢这个他们生活了几千年的地球,他们认为地球不该被毁灭。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要追踪这个注定要在十一岁生日时启动世界末日的反基督的孩子,却没想到真正的撒旦之子在别处过着田园诗般的童年。

2017年12月,尼尔·盖曼在亚茨拉菲尔书店的现场。特里·普拉切特标志性的软呢帽挂在他旁边的衣架上——这是对已故《好预兆》合著者的视觉致敬,书店里还有专门展示他小说的部分。(Christopher Raphael © BBC)

“我们因同样的事情开怀大笑,然后成了朋友。”尼尔和特里摄于1990年11月在伊利诺伊举办的世界奇幻大会。

特里·普拉切特也是收到了开头几章的一群人之一,故事在那里暂停了一段时间。“我的视觉小说《睡魔》诞生了,”尼尔解释道,“将近整整一年,生活变成了写它。然后,我的电话响了。电话里的声音说道‘你发给我的东西,我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你又写了什么没有?’那是特里,我跟他说我很忙,然后他提议‘要么把你写的卖给我,’他说,‘要么我们可以一起写’。因为我不是傻子,我跟他说我们一起写吧。我为什么不呢?特里知道他的才能,他有许多的幻想,但是没有人写有趣的恐怖故事,这是个和他一起写小说的机会。这就像米开朗基罗问我想不想帮他画天顶。”

当两位作者合作的时候,很容易能看到他们之间的连接。尽管特里和尼尔都有着独特的风格,《好兆头》读起来却很流畅,这证明了他们的才华。自1990年出版以来,读者们一直在争论这对搭档如何创作出了这部现今已成经典的作品。“大家都认为我写了所有黑暗的桥段,特里写了所有有点偏题的笑话,”尼尔说,“我们写书的时候其实很简单,我的部分有一位读者,他的部分有一位读者——也就是我。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整个游戏就像‘我能不能让他发笑或者希望他写了这段?’我读到的书评里人们认为我写了个黑暗而忧郁的故事,而特里站在我身后像抛玫瑰花瓣一样抛出笑话,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我以经典的英式幽默风格写下了开头,就像P. G.沃德豪斯、道格拉斯·亚当斯和里查姆·克伦普顿。我理解它,特里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创造它。然后特里加入了,继续写,我再接着继续写。我们会重写彼此的章节,为它们写脚注,当我们卡住的时候,就把角色扔进去,让角色们继续。最终,我们一起写了一本书,一切都与电话和写作有关。”

为了测试故事的各个部分在多大程度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尼尔回忆了编辑过程中的一个时刻。“我们正坐在我们当时的出版商戈兰茨那潮湿、寒冷的地下室里,手稿里的一个笑话让特里大笑。‘这可真棒!’他对我说,但是我发誓那是他写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手稿已经开始自己写自己了,但我们都不想承认这一点,怕被认为很奇怪。”

就在出版之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将这部小说带上了艰苦卓绝的影视化历程。特里和尼尔喜欢与他们欣赏的人分享他们的作品,他们把一个预览版本寄给了巨蟒剧团的明星、编剧和电影导演特里·吉列姆。

“我们附上了一个介绍这本书的便条,”尼尔解释道,“并礼貌地询问他是否愿意写一个推荐这本书的引言。”结果不知怎么回事,这张便条消失了,也就是说特里·吉列姆在桌上发现了这本书却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认为这本书有成为电影的潜力。所以他读了,结果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们之后听说他正在试图买下版权。”尼尔思考了一会儿他的话,就像他在整个讲述中几次做的那样。《好兆头》这部小说花了近三十年才搬上银幕,我很快意识到这样的停顿意味着挫折。“遗憾的是,协商谈砸了,”最后他继续说道,“特里·吉列姆仍然想买下它,但是最终电影版权卖到了别处。”

就在此时,好莱坞进入了这个故事。写作的合作关系在尼尔所说的“盖曼-普拉切特协议”下得以延续,但美国本土的转变意味着短暂的发展困境。

“那是1991年初,”尼尔说,“这本书刚刚在美国出版,特里和我被邀请参加很多聚会。我们被安置在位于日落大道的马尔蒙特城堡,在那时那里破旧不堪,现在却是最酷的酒店。每天早上我们在之前的大纲的基础上写新大纲,下午我们会去见一些没有读过我们寄给他们的大纲的人。那真是段奇怪的经历,”他委婉地回忆道,“最后,我们说我们要回家开始写剧本了,我们当时确实是。在整理早期的草稿的时候,我们用了已经计划要放进《好兆头》续集的角色(如果我们真的写过的话)。我们的天使加百列和桑德芬就是在那里开始了他们的生活,我还记得在草稿中有很多奇怪的东西。亚茨拉斐尔不是一个珍稀图书商人,他在大英博物馆工作,草稿里还有天使用他们的光环作为杀人飞盘的大场面。不知道那好不好,但很多想法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也是特里·普拉切特和尼尔·盖曼看到他们的生活和事业朝着不同方向走向成功的时刻。他们的重心在别处,这对搭档暂时搁置了《好兆头》的改编。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特里的“碟形世界”系列在全球卖出了数百万册,这使得他成为20世纪90年代英国最畅销的作家。他似乎有着不可阻挡的创造力,2007年他被确诊为一种罕见的早发现阿尔兹海默症,他将之描述为“一种挫败”。这位作家公开讨论了和疾病共处意味着什么,同时他坚持以任何方式写作。同时,在美国,尼尔·盖曼写了一系列获奖的畅销小说,包括《星尘》《美国众神》《鬼妈妈》等,正式根据后者改编的动画电影将《好兆头》和那位最初希望把故事搬上银幕的人一起,重新带回到了视野之中。

“那是2012年,特里·普拉切特刚刚在一家好莱坞的豪华剧院举办了《十二只猴子》的放映会,”尼尔说,“我正要办鬼妈妈的放映会,所以我们共进了午餐。早在1999年,在原始协议的选择权到期时,特里终于拿到了《好兆头》的电影版权。他合作写了一个剧本,筹到了大概5000万美元并且邀请了约翰尼·德普、罗宾·威廉姆斯和克尔斯滕·邓斯特等明星。特里·普拉切特和我开玩笑似的同意如果他做成了,就给他一大笔钱。他只需要找个电影公司,之后9·11就发生了……这样,特里·吉列姆推销一部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人们的反应都在颤抖,他从未收到过那一大笔钱。”尽管这一阶段标志着《好兆头》的影视化前景进入了另一个死胡同,但它引发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位改变带来了新的方向。

在《好兆头》背后的故事中,餐馆是个贯穿始终的主题,特里和尼尔在吃饭时多次会面讨论改编的计划。在这里,两人决定将故事改变为电视剧并且计划在著名的吃寿司场景中客串。(Neil Gaiman)

“午餐时,”尼尔接着说,“特里·普拉切特说‘今天的电视就是新的电影,我一直想把《好兆头》做成电影,但是失败了。我们做成电视剧吧!’我说‘好哇’。”说这些的时候尼尔坐回到椅子上,只是让着充满必然性的一刻过去。“这件事发生在他试图让《堂吉诃德》起步的时候,”他说,他指的是被视为好莱坞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旷日持久、耗时耗力的电影项目之一。“所以,特里很早退出了这个项目。之后,”另一个Python,特里·琼斯和剧作家加文·斯科特表示愿意参与草稿的创作,但特里·普拉切特和我都感觉这没有达成我们的目标。在特里称之为“老女孩”的《好兆头》上,我和他总能达成一致,所以当BBC得到了电视改编权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项目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特里和尼尔早已达成一致,他们要么一起改编,要么就不改编。但是由于他们两个都很忙,他们决定退出剧本编写工作。“我们的立场一直是我们会在寿司场景中出现并且吃寿司,”尼尔说,“这就是全部我们想做的。”

最后,在首次出版的二十多年并吸引了几代粉丝后,《好兆头》将从书页走向银幕。一切终于恰逢其时,但特里的健康状况改变了事情的进程。

“他的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发展得比我们想象得更快、更严重,”尼尔说,那个时期特里意识到无论如何他不能继续写作了。“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朋友了,这三十年里他从未要求过我任何事情。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一封来自特里的邮件,里面写道:‘听着,我知道你有多忙。我知道你没有时间做这件事,但是我希望你来写《好兆头》的剧本。你是这个星球上仅有的和我一样对老姑娘有着热情、热爱和理解的人。’我想,‘好的,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会做这件事的。’”

“我过去曾改编过自己的作品,为《》和《睡魔》写过剧本,但没有太多其他的。我还写过两集《神秘博士》,所以,我感觉我好像知道我在做什么。通常,一旦我写过什么东西,我就宁愿写些新的东西,但是一个病重的合作者说我应该做这件事……”尼尔摊开双手,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我必须挺身而出。”

尼尔顿了顿,接着说道:“一切发生在2014年秋天,当时BBC电台正在改变《好兆头》,”他说的是由Dirk Maggs制作脚本并联合执导、Peter Serafinowicz和Mark Heap出演的广播剧版本,他接着说,“特里说服我写电视改编,我觉得‘好的,我还有几年。’可是我没有几年时间了,”他说,“特里在12月就失去了意识,3月份就去世了。”

他又顿了顿。“他的去世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尼尔回忆道,“大概一周后,我开始写了,真是令人难受。特里让我感觉最为亲密的时刻就是我在写作中卡住的时候。过去,当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我会把我写的寄给他或者给他打电话。他会说,‘啊哈,问题嘛,蚂蚱,就是你表达问题的方式,’我会说,‘就告诉我怎么做吧!’以某种方式开启一段对话。在写剧本的时候,有某些时候我真的很想和特里谈谈,在我终于想出办法、做了些很聪明的事时,我也很想和特里分享。所以,作为替代,我会给特里的前助理罗伯·威尔金斯发短信,罗伯现在是特里在这世上的代表了。这是我能做的最相近的事情了。”

在早期阶段,尼尔对《好兆头》如何形成银幕版本形成了强烈的看法。“在拆解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六个小时的剧集是合适的。有一次,我被要求以一种可以变为12个30分钟剧集的方式写它,”他苦笑道,“然后我想,‘好吧,这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我总是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也知道我想要成为制作人。我已经写了足够多的剧集,知道那对作家来说是个冒险的事。”

“就说《神秘博士》吧。一集非常棒也拿了很多奖,我觉得另一集则不然。奇怪的是,这两集在质量上都差不多。不同点在于,一集是按照我的设想拍的,另一集则不是,因为到了我们拍摄的时候,一些情节已经被艺术部门随机删除或者重写了,因为他们觉得无法呈现出剧本的要求。”

把任何故事从一种媒介转向另一种媒介都需要妥协。从预算到地点的限制,各个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另外,在纸面上生动的东西可能在视觉上变得扁平,就像粗心地从原始材料中遗落了一些东西,观者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这是个微妙的过程,作家在改编自己的作品时也面临着额外的挑战和可能。一些人发现他们忠于原作以至于无法拆解它,另一些人则调动他们对作品的洞察力,为新的媒介优化作品。在为自己作为年轻作家合写的小说撰写剧本时,尼尔·盖曼很清楚其中的陷阱,并有足够的经验能让他的创作愿景贯穿整个过程。

尼尔早些时候在汉布尔登hambleden踩点,这个风景如画的英格兰村庄将在《好兆头》中成为塔德菲尔德Tadfield——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中心(The Estate of Sir Terry Pratchett)

“我一直回到小说中,挑选出我需要的东西。”尼尔解释道,“如果对话很有意思,我就直接从书里抄出来。但是小说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听有声书版本,那长达十二个半小时。当人们问起他们最喜欢的对话怎么了的时候,我必须指出这一点。比如,有一个场景是亚茨拉斐尔和克鲁利喝醉了,嘟囔着大猩猩、海豚脑子的尺寸和《音乐之声》。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这段对话在改编版中是三分钟而不是十五分钟,但我还是想念它。为了情节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场景要删除,”他惋惜道,“他们永远不会被看到了,除了在我心里。”

这种决定总是艰难的,但通常,作者在字里行间展现的东西只有在某些元素完好无缺的情况下,对观众来说才是显而易见的。

“从制作的角度,很容易说‘我们是这样想的,所以应该这样做’,”尼尔提到,“通常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点贵或者有点复杂。然而我看着它,想到‘这是个大家都喜欢的场景,但实际上不推动故事的发展,所以我能拿掉它。’但是所有那些你认为可以删除的场景,它们不能被删。它们相当于一个长长的玩笑,然后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然后就到了笑点,女人举起一只会说话的狗,它看了看大家说道:‘实际上,我是拿破仑,’大家都笑了——但是,只有你已经听了前面的所有步骤,你才觉得好笑。人们忘记了去掉前面的步骤,它就不会好笑或者有趣了。这真是令人沮丧的经历,”他说,“《神秘博士》发生的事情是这种事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心想我不想这种事再发生一次了。如果我会花费几年的时间写这些剧本,为了完成特里的愿望,那么我就要坚持到底。”

尼尔自己意识到,这是个建立在自信上的改变,这种自信源于三十年的书籍和剧本写作。尽管经验丰富,他发现一个因素始终在这个过程中指引着他。“特里不在了,这让我成为故事灵魂的守护者,”他解释道,“这很有趣,因为有时我发现我自己守护特里的部分比守护我的部分更加地努力,也更有热情。比如阿格尼斯·纳特,”他说,这是改编中的重要情节——一个十七世纪的预言书作家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反基督者,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那是次庞大、复杂且非常昂贵的拍摄,要建好篝火、准备好爆炸和身着戏服的大量人群。它必须给人一种1640年代英国乡村的感觉,当然每个人都问有没有一种便宜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个建议是我们用老式木刻讲述故事,让故事的讲述者告诉我们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想‘不’,因为我想出了克鲁利、交换婴儿结果混了的故事,而特里创造了阿格尼斯·纳特。所以,如果我把阿格尼丝排除在外,那么我就没有好好对待给我这份⼯作的⼈。特里会在他的墓里翻身的。”

自出版以来的这些年里,尽管经过了多次勇敢的尝试,《好兆头》仍被许多人认为是无法拍摄的。这是一部充满创意的、400页的奥德赛之旅——充满了脚注——地球上的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联合起来对付天堂和地域的力量。“这是一次重新发明,”尼尔谈到他的改编时说道,“我已经足够老,看了足够多失败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们不会拍摄这部小说。但是我能做的是承认我们在拍电视剧,告诉人民‘是的,一些你们喜欢的时刻只会在生活中,但是我会给你们其他喜欢的时刻,一些新的最喜欢的时刻此前是不存在的。这样可以吗?’这就是我做这件事的方式。这是个剧集的草稿,我把它设计成一个爱情故事,聚焦于亚茨拉斐尔和克鲁利之间的关系。”

在BBC工作室的参与下,尼尔意识到像《好兆头》这样的改变只能大规模地展开,尼尔慎重地决定只专注于把故事尽可能讲好。“我需要避免问我自己这要花多少钱。尽管如此,我提交了6集的剧本后就觉得我们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电视剧要花多少钱。剧本里有240个角色,包括外星人,故事跨越了六千年。所以,我认为如果他们能给《神秘博士》那么多的钱就好了,但也不够。”当他谈到改变的雄心的时候,很容易好奇,如果尼尔的写作伙伴在他身边,这样的疑问能否会化解或是避免呢。“我开始相信我写的东西实在太贵了,没法拍出来,”他说,“实际上有那么一刻,我想‘我为什么要浪费这该死的时间呢?’”

提交剧本后,尼尔关于预算的担心成为了现实,也成了一个机遇。“BBC的回应只有热情。他们喜欢这个故事,但是这显然非常贵。所以他们开始寻求合作伙伴,亚马逊就是这样加入我们的。”当他谈到广播公司和先锋力量之间的工作关系时,尼尔显然对结果表示满意。“我们非常幸运,”他说,“就说工作室发来的短信吧。通常,回复可以是异议,但是《好兆头》的大多数只是电话或者邮件说一切都进展顺利。”随着项目积聚力量,吸引了主要的工作人员和演员,尼尔注意到这种精神是如何出现的,这种精神将带领他们完成整个制作过程。“它就像瓶中的闪电开始呈现出独特的品质,我很清楚这一点,”他说,“我很想念特里,但这变成了愉快的经历。”

特里·普拉切特因标志性的软呢帽而著名(剧中挂在亚茨拉斐尔书店的衣柜上,象征着感人的致敬),而尼尔·盖曼则是个有着很多种帽子的人。他是《好兆头》小说的合著者,也是电视改编的剧作者和制片人。

“这是个有趣、模糊的头衔,”他谈到后者时说道,“美国意义上的制片人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通常有很多的作家和导言参与到剧集中来,所以你需要一个有着一贯愿景的人。对于《好兆头》来说,你只有一个剧作家,也就是我,你也只有一个导演,也就是道格拉斯·麦金农。所以,我的作用并不主要在于维持一贯的愿景,而主要在于确保我们干的事情是我脑中的事情。”

实际上,尼尔认为他制片人的功能分为两个阶段。“起初,就是在选角和彩排等大事上与道格拉斯和罗伯密切合作,”他解释道,“我真的不知道它会如何运作。我只知道如果没有我,其他人就会决定剪掉什么东西,这可能会很好,也可能很糟糕。如果你写了剧本,那等同于为一间房子交出建设计划,你把他交给建筑师然后离开,等你回来的时候他们问‘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你说‘好吧,厕所我有点不确定。’然后他们说‘你不想要紫色的?’你回答说‘不,我不太想让它在厨房中间,那前门呢?’然后建筑师说‘我们不认为你需要前门呀。’尽管与建筑无关,每个人都问你为什么要设计这座奇怪的建筑。”

再一次,尼尔提到他的合著者的缺席是确保他把《好兆头》搬上银幕并且忠于原作的动力。“特里对我最后的请求是让这成为他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的工作。”

尼尔和两位演员冒着严寒,在尼尔提交剧本前,他就选好了两位演员。(Sophie Mutevelian © BBC)

很多制片人在撰写剧本的时候都会聚集幻想的演员阵容,这有助于让角色栩栩如生,尼尔也不例外。对于《好兆头》来说,为了追求小说合著者的愿景,他开始将梦想变为现实。

“我写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麦克·辛和大卫·田纳特,”他说,“在第三集写了一半,正在写教堂的情节的时候,我突然决定我需要大卫。我写它的时候就像我要得到大卫一样。那是一种角色本身和知道他能说好每一句台词的结合。你为不同的演员写不同的对话,”他继续说道,“有某种特定的对话就是你在写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会落实这些台词。你可以更加戏谑,比如,当我希望得到大卫的时候,我写克劳利走下教堂的走道时说‘嗷嗷嗷!’然后在发表整个演讲的同时从这只脚跳到那只脚。这不是你会给大多数演员的那种东西,除非你知道他们足够好能做到这一点。”

大卫·田纳特和《好兆头》的其他演员对尼尔来到片场表示欢迎,并将他视为完善角色的试金石(Christopher Raphael © BBC)

在一个探索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的故事中,尼尔明白小心搭配演员的重要性。尽管讨论了很多选角的建议,《好兆头》的编剧兼制片人仍然坚持引导他创作剧本的两个名字。

“麦克·辛身上有一种善良、甜蜜和脆弱,但同时也有复杂性,”在谈到这位演员时他说道,他相信这位演员能够代表天使,又能够和一个地位相当的恶魔一起扮演一对奇怪的情侣。“在我看过的所有麦克·辛演过的角色中,他都倾向于扮演锋芒毕露的人。我只是想我乐意让他把能做的善事代入《好兆头》中。”

故事中的每一对都会有交集。在尼尔看来,正式这种联系使角色变得完整。“剧本中有句台词,”他说,“当亚茨拉斐尔对克劳利说‘归根结底,你身上有些基本正派的东西。’克劳利回答说,‘在这一切背后,很高兴知道你是个值得认识的混蛋。’这就是我想要这些人的原因,麦克可以给我带来天使的复杂性,天使也有缺点,同时大卫的克劳利对他来说是一个有点可爱的恶魔。”

在讨论大卫·田纳特和麦克·辛这对搭档时,尼尔描述了演员在角色中寻求理解彼此的过程。“在读剧本的前五分钟里,我担心他们之间没有化学反应,”他说,“然后到第十分钟,他们开始发现一些东西。到第十五分钟,就变得有趣了。午饭后,他们就成了。他们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找到了它。我开始感觉到两个人真正喜欢彼此,享受和彼此一起表演,这会很好。”

考虑到大卫和麦克的角色彼此锁定的那一刻,道格拉斯·麦金农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他们开始玩得很开心,”他说,不过他补充道,他很高兴这并没有从剧本一开始就发生。“我个人讨厌通读,”他说,“那意味着在通过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我们没有拍出来的事情。我最喜欢的通读是扁平化的那种,所有的高管都走开询问它是否有效。嗯,这就是它应该如何运作。通读应该是过时的,”作为一个帮助塑造作品以体现剧本灵魂的导演,他最后说道。

尼尔·盖曼监督了拍摄前从选角到通读剧本等基础工作的开展,随后尼尔作为制片人的角色转向了对细节的关注。“当我们开始制作的时候,我倾向于处理较小的问题,如果没有我,各部门可能会搞错,”他说,“那意味着我可能会随时上前一步说‘啊,当我说我们在看一个显示亚当血统的卷轴时,我的意思是它从圣经中的亚当开始,一直到诺亚,而不是在撒旦后面的亚当。’”卷轴可能是小细节,但是尼尔意识到每个方面都会影响整体的效果。很明显,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很欢迎他的投入。除了在他认为需要的地方提供知道外,尼尔可以随时回答问题或提供解释。正如他所认同的那样,他的出现成为了这部作品的试金石。

“我不知道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做这件事,”他承认,“但我觉得要归功于特里能让我们中的一个来到这里。如果这只是我的作品,我会更愿意说,‘好吧,我写了它,我完成了剧本,让我们看看其他人会带来什么。’我对其他人会带来什么很感兴趣,但我也想要来到这里。”总之,作为制片人,特里一直寻求和道格拉斯一道胜任导演的角色。“我是他的第二双眼睛,”他说,“我们相互尊重,如果有的事情我做不成,我们就会想办法解决它。”

《好兆头》是尼尔和道格拉斯的首次合作,道格拉斯执导了一系列备受瞩目、广受好评的戏剧和影视作品。尼尔指出,2007年由詹姆斯·内斯比特主演的BBC剧集《变身怪医》(Jekyll),它展示了这位苏格兰人将一系列叙事元素融入实质、独特内容的天赋。“《变身怪医》很有趣,它很恐怖,也是一段冒险,”他说,“它意味着所有的这一切没有任何方面的妥协或者牺牲任何一个元素。我知道为了让《好兆头》出彩,我们需要一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导演。”尼尔停下来思考他想讲述的故事的独特本质,“《好兆头》很有趣,但是如果你不在乎结果,不在乎暴力不暴力、恐怖元素不恐怖,那就没有意义了。我需要一位像道格拉斯一样能做到这一点的导演,我曾经看到其他导演失败过。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需要一种风格。”

风格的问题经常在有关《好兆头》演职员的对话中出现。与其自始至终追求一种情绪或氛围,尼尔和道格拉斯制作的剧集将奇幻的动作、哲学的思考、机敏的智慧和毛骨悚然的恐怖编织成了一个华丽的挂毯。正如尼尔所认为的,结果很难定义。“我不能明确这一点,”他说,“但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听到道格拉斯说:‘好莱坞的方式是这样做的,但《好兆头》的方式是那样,’于是我明白,我们在讨论的东西有一点不寻常,”他说,“某些美丽又独特的东西。”

道格拉斯有着他自己的风格。“它怀旧同时又与时俱进,”他指出,然后他提出了关键在于喜剧方法的想法。“对我来说,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在荒谬的边缘,”他说,“在这个类型中,我们处于边缘,如果你将它推过了边缘,它就变得愚蠢,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它,它会以某种方式奏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为撒旦修女试镜,很多人都试图表现出喜剧口音,然后我们看到了尼娜·索珊娅。现在她是个热爱小说的人,她的做法直截了当。那一刻我第一次想到‘这就是《好兆头》。’我们也在麦克·辛和大卫·田纳特身上看到了它。我们在片场经常大笑,但不是因为剧本。当表演严肃的时候,喜剧就会成功。”

(Neil Gaiman)

(The Estate of Sir Terry Pratchett)

通读剧本为尼尔·道格拉斯和监制罗伯第一次提供了听要将故事搬上银幕的演员们读故事的机会。(The Estate of Sir Terry Pratchett)

尼尔和道格拉斯正在片场讨论,为期六个月的拍摄跨越了白天与黑夜、两个不同的大陆、截然不同的季节和极端的天气条件。(Amanda Searle © BBC)

尼尔点头同意,“我们让角色讲述故事,而不是为了搞笑。”他说,“如果你关心人们,它就会变得好笑。”

作为一个团队,显然尼尔·盖曼和道格拉斯·麦金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制作中。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需要奉献和创造力。“做这件事真的很有趣,”尼尔说,“我认为我算是比较擅长这件事,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这样做。我可以回归小说家的身份,把工作交给电影制片人,因为有很多人能做出真正好的电视剧。我只是不知道是否有很多人能写出我的小说,我觉得只有我能。”他干巴巴地说,“这花费了我几年的时间,但问题是我确实想再次和道格拉斯合作。我们得做点别的东西。《好兆头2》?谁知道呢!”

特里·普拉切特的“地球代表”、该剧的执行制片人罗布·威尔金斯与尼尔一起在伦敦圣詹姆斯公园的拍摄现场,这是标志着首次拍摄的时刻。(The Estate of Sir Terry Pratchett)

特里也是制作团队的核心,道格拉斯开始通读剧本的时候,他桌上放着已故作家的镶框照片,还有一本《好兆头》和一把沙德维尔的雷电枪,以防任何演员出格。(The Estate of Sir Terry Pratchett)


原书:The Nice and Accurate Good Omens TV Companion

作者:Matt Whyman

翻译:豆瓣@jzs



好兆头 第一季的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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