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2-07

大明王朝1566:改稻为桑和毁堤淹田

今天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有券商的宏观研究小组开会专门研究了内阁阁老们的履历以分析国内各地区信用评级风险，以前听说过研究十九大报告的，哎，所以说理解中国不能以经济学那一套来分析，读懂中国还是该多读明史。明朝的官僚构成到了嘉靖年间，已经从明初的农民军+知识分子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职业官僚群体。
说完了本文的前提，那我们来谈谈改稻为桑。改稻为桑是什么呢？是把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这事看上去好不好呢？很好，稻田改了桑田，蚕丝的价格比米高，农民可以赚钱，国家出口丝绸可以赚钱，这件事怎么看都是件大好事。但是到了地方上就是推行不下去，为什么？农民怕改了桑田米价贵蚕丝价贱，改了没饭吃只能卖地。政策制定者严党和府县一级知道么？当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能推行？为了补亏空，那不改行不行？不行，因为亏空有他们一份。皇上知道么？当然知道，毕竟亏空也有他一份，他不仅知道亏空，还知道下面会暴力推行。
那皇帝为什么愿意改？因为他不在乎农民饿肚子，他在乎国家稳定，财政亏空的国家肯定没法维稳，搞不好连维稳经费都拿不出。补了亏空他还能捞点钱，补不了亏空连给他干活的都会跑。总之，皇帝并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在乎的是国家机器运转不运转，所以他会推这条政策。严党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在乎自己明年脑袋还在不在，为了自己的脑袋他要满足皇帝的要求，要想着法儿的哄皇帝开心，皇帝不开心了一脚把他脑袋踢了顶徐党上。省一级府一级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们在乎自己能不能升官，今年的考核指标能不能达标，既然今年桑田不收税，那么他的税务指标就不是问题，保障蚕丝产量够出口就可以了。县一级可能希望农民赚钱，毕竟农民赚钱最大头的油水是他们的，虽说如此但他们也有可能不在乎农民赚钱，但他们可能是最不希望农民饿肚子的，毕竟农民饿久了会造反，造反了第一个吃县太爷父母官，可是没办法，不推没法升官，今年考核指标达不到，所以还是要硬着头皮推。（这就是《是！首相》里面所说的，机关最在意的是和该机构存在永久性合作关系／上下级关系的部门）。
但是地方在推行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自家种出来的桑质量不达标，织造局没法用来出口，没办法，地只能让沈老板买了种桑也就是俗话说的国有化（如果把沈老板的产业理解为国企央企的话），可沈老板钱不够，好田买不了那么多，那怎么办？只能把好田变劣田——毁堤淹田。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挖人祖坟，这事确实伤天害理，不过在乌纱面前只能苦一苦百姓了。假设在和平年间，这样的政策或许如胡宗宪所说的，推个三五年还能成，但在嘉靖年间，内忧外患，财政紧张，就只能以一年为期了，于是悲剧就发生了。我认为毁堤淹田主要是政策制定端和执行端的目标差异所导致的，执行端的目的是达到指标，而制定端的目的就复杂得多。不过，古代科举不考经济学，所以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曲线官老爷们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但在制定改稻为桑政策时没有把第一年桑田产量和所需田地面积算对就只能说是严党急功近利到无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了，制定者制定了一条本就不科学的政策，那执行端为了完成指标/从沈老板那边捞钱只能强行去推动政策的实施。皇帝事先知道毁堤淹田么？我猜大概是不知道的，他是事发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的态度是默许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倒自家牛奶，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倒别人家牛奶，这说明供给侧改革是传统，古而有之。
至于门清的沈首富，到了这个时候门清也没用，毕竟沈首富在这个过程中没什么发言权，平时财大气粗，到了这种节点，他也可怜，明年有没有得做只是织造局一句话的问题，他和农民一样，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在大明朝，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说，综上，有话语权的，最后变成只剩下两个，顶层发号施令者皇帝和不在乎升官的海瑞。但后来在赵贞吉的推动下这个事居然搞成了，所以赵贞吉能入内阁啊，这能力，能做皇帝的小棉袄了。为什么赵贞吉能搞成这个事呢？当然和郑何努力做成的毁堤淹田、徽商入浙有关系咯，和他的徐老师给他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也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不贪，而且他可以保障地方层面贪污减少，如此一来，这一块收入就可以给国家了。
总之，改稻为桑是一件看似很好但实则很恶毒的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事乱来，如果办成了，收益的是财政收入、各级的官位和脑袋，收益概率最小/最不可能收益的是农民和沈首富。所以呀，织造局的工人不能怪沈老板工资低工时长，沈老板也是可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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