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2-02

大明王朝1566: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你们慢慢看吧

沈一石
一石，不知道是不是取“一石食，一瓢饮”之意，这个浙江最大的丝绸商，一出场就说自己不喜欢明前龙井只喜欢喝清水。他为织造局做生意，替朝廷挣钱，给宫里办事，无论是卖给西洋五十万匹丝绸，还是备了粮食去贱买田地改稻为桑，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步步都是死棋。
沈一石是全剧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人物张力极大。他的出场并不给人好感，直到他走进烈火我才惊觉自己被他表面的乖张蒙蔽了。我一直在想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自己注定悲剧的命运的，是他对芸娘说“再贱的事情也得做”的时候吗，是他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田却迟迟不把粮运下船的时候吗，是他被海瑞逼问得无路可退不得不走奉旨赈灾这条路的时候吗，还是他给高翰文念账册的时候?这个人物的张力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他早早明白了自己的结局，于是他对外始终是一个忠诚办事甚至为虎作伥的形象，私下里却用砍古琴这样乖张疯狂的行为作自己的穷途之哭。
张力的另一点来自于他的“雅”，自诩是最高雅的“江南文人”。替朝廷做事的商人，这两重原罪加起来，任他富可敌国赐官赐爵，也难有正名。他羡慕的是高翰文那样耿直又天真的文人。他和高翰文谈广陵散，谈江南的斯文元气——他何尝不愿做一个雅客，奈何陷在漩涡泥淖之中身不由己。美人计的那场戏中，高翰文和芸娘在里屋弹琴，他在外屋拨弄算盘，琴声乍停之时他让太监们抓人的神情全无得意而尽是无奈。最后的最后，他成全了芸娘与高翰文，用张真人的血经保护他们，也算是文人的真情吧，他自己走向烈火，用留下的账册将了严党的军，也算是文人的忠勇吧。
沈一石代表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商人阶级，如果这样的形象在历史上真的有代表性，那资本主义在当时确无希望可言。重农抑商的政策下，沈一石们只有为朝廷做生意才能做大，然而这也注定了他到底都是在政治权利的控制之下，为朝廷办事，他和杨金水这些人没有本质差别。所以严嵩会说自古只有百姓造反，没有商人造反的道理。然而国库亏空民变在即时还要取之于商，赈了粮保了百姓则安能自保，中央高度集权统治之下，沈一石们只是挣钱机器罢了。后来高翰文夫妇做大了棉布生意，攀上了裕王这个靠山，福耶祸耶。
如果说海瑞的奏疏是从制度上戳穿了嘉靖为政之弊，沈一石的遗书则是从经济上把这笔烂账算得明明白白（这真是我全剧最喜欢的一段台词了）：
“沈某布衣粗食凡二十年，织绸凡四百余万匹，历年上缴织造局共计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使沈某艰难维持至今。每日辛劳，深夜亦不敢稍歇，将各项开支一一记录在账，即诸公所见之账册也。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倍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补国库之亏空否？诸公见此账目必将大失所望也！兹附上简明账目一页于后，望诸公览后另想良策，为前方筹募军饷，或可减罪于朝廷。否则，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胡宗宪
胡部堂在剧中简直是完美人设，就地被圈粉。
如果说海瑞是一把利剑，是被清流们握在手中让裕王实现改制的，胡宗宪则是最好的裱糊匠，于公于私都始终为了嘉靖的统治鞠躬尽瘁。吕芳说胡宗宪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中间有丈夫，下面还有孩子，他夹在中间左支右绌，实在是恰切。

胡宗宪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有道德底线的坚持。毁堤淹田之后，张居正说不要让江苏给浙江借粮，索性激起民变，情况越糟越有利于倒严；抗倭节节胜利之时，严嵩让胡宗宪不要把倭寇彻底剿灭，这样就不会鸟尽弓藏。可见，严党和清流在利用民心民情争权夺利的做法上没有本质差别。说民心如水，民动如烟，当民情民怨成为一种可以被操纵的力量的时候，当权者们是否真的会“以百姓之心为心”呢？如果说胡宗宪在改稻为桑的事情上用军令强行调粮还是由于他不愿意倒严更不愿意引起治下民变的话，他决定剿灭倭寇的时候，则是彻底抛弃了自己的人情利害，让统治阶层的权力之争服从了更大的家国利益和更微不足道的人民福祉。
剧中所有人都称赞胡宗宪公忠体国，可悲的是“公”与“忠”本难两全。公是天下为公，忠则只对皇权。胡宗宪大概是中央集权统治下的最理想的官吏形象，一心为国两袖清风。如果权力阶层里这样的人能够占绝对优势的话，嘉靖的统治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家家洁净而无财用”。但是连嘉靖也明白，这只会出现在政治童话里，长江黄河清流浊流从来混沌不清。那么胡宗宪被困在“公”与“忠”的矛盾里，被困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里，在下属贪墨成风时只能保证自己不受贿赂，在民生艰难面前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胡宗宪比海瑞更难得。海瑞起于毫末，没有太多人情利益纠葛，无党无朋甚至可以无君无父，他只需要“直”需要“勇”。另外海瑞做的更多的只是“破”而非“立”，破严党，只需要把毁堤通倭的事情捅出去，破嘉靖，只需要把汉文帝这样的古人拿来树一个标杆——但是国库空虚与民争利的实际矛盾，他还不需要直接面对。与之相比，胡宗宪是面对的则是实实在在刻不容缓的难题：倭寇为患，他要平乱但是军饷不济；国库亏空，他要交五十万匹丝绸；产不了那么多丝绸，他要推行改稻为桑；毁堤淹田，他又要防止土地被强行贱买兼并——虽然这所有难题都因严党而起，他还坚持不倒严。胡宗宪不倒严的理由，于私是因为师生情分，是因为他“可以不做名臣，但不可以做小人”的道德坚持；但更重要的是于公他认为贸然推翻大量掌握实权的严党官员无法让国家平稳度过内忧外患。这个理由非常不理想主义，但相当务实，剧情虽然用旁白一笔带过了嘉靖倒严嵩而不废严党的情节，但也是承认了严党与国家利害纠葛之深以及倒严所带来的风波之险。

剧中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词：大奸似忠，大忠似伪。大奸似忠形容严嵩很好理解，严党固然是嘉靖用来缓解阶级矛盾的挡箭牌和制衡清流实现一己私欲的鹰犬（这也是小阁老说清流们搅乱朝局的理由），但是严党的腐坏和弊政，以及养寇自重的做法，并不能用“忠”作为挡箭牌。大忠似伪则是赵贞吉说海瑞的，此言一出海瑞顿时流露出震怖的眼神。海瑞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他坚持的事情绝对正确绝对干净，他可以舍身取义青史流芳，但是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中，海瑞的一意孤行就显得不合时宜也不计后果。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果说海瑞追求的是只存在与圣人之言里的政治理想的话，胡宗宪所求为何呢，大概只有一心而已。正如他解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是”天下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同样让我回味的是，和沈一石一样，胡宗宪对自己的命运认识有一种上帝视角般的准确，“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无论是当朝君臣眼中还是后世史书上，他永远是严党的人，一定会随着严党同落，（这样想来胡宗宪在抗倭前线希望以身殉国大概是他保全名声最好的办法）。与之相比，这部剧编剧和导演反而相当理想化，（或者说这部剧很正），美化了胡宗宪的同时，给了他一个开放的结局。历史上的胡宗宪最后因严党倒台自刎狱中，留下绝命诗“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其实我更希望剧本采用这样的结局，这是很高级的悲剧形式，大概也是历史和人性最深刻体现吧。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