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你约见在天上，
愿上帝让我们在那里团聚。
天上再见，我亲爱的妻子……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部文学作品。《天上再见》是由法国畅销书作家，侦探小说家Pierre Lemaitre所写。这位在豆瓣上被称为“大师级”作家，在写作这本书之前，创作均为黑色小说、犯罪小说，在法国或者中国都很畅销，直到13年，他转变了写作风格，创作了《天上再见》这部被他成为“流浪汉式”（Roman picaresque）的小说，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奖。在法国的文学体制中，有很多文学奖，其中比较出名的龚古尔、雷诺多、费米娜、法兰西学院奖等，每年都备受人们的关注，每年颁奖都是文学界的盛事，颁奖结果也都引导着人们的阅读选择。而且法国人特别具有民族自信，对他们来说，龚古尔文学界比诺贝尔文学奖更为重要，只要能得龚古尔奖，书的销量就至少能有三十万册，这对于人口七千万的法国来说是很可观的，也由此证明龚古尔等文学奖的重要地位。在历届龚古尔文学奖得主中，有很多是我们熟悉的大作家，比如普鲁斯特《在少女的花影下》，马尔罗《人的命运》，波伏娃《名士风流》，杜拉斯《情人》还有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迪亚诺《暗店街》。我们可以看出，龚古尔奖的标准是比较偏纯文学的，也发掘了不少伟大的作家。2013年评选的《天上再见》就引发过对其评选标准的争议（通俗文学居然获奖），但也是对作品的一种肯定。除了获得龚古尔奖之外，《天上再见》还获得不少其他的奖，还是当年法国十大畅销书之一，直到2018年，销量达到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这部小说讲述的就是两个从一战中死里逃生的法国士兵，为了报复社会的不公正，策划了一场贩卖英雄纪念碑的诈骗案的故事。这是小人物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对爱国主义道德感的一次悲剧性挑战。从题目，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丝讽刺的意味，“天上再见”一词出自一位临死的法国士兵给妻子的书信。在一战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稳固军心，临时军事法庭处决了六个其实根本没什么错的人，用来杀鸡儆猴。在被处决前，一位士兵Jean Blanchard给妻子写信，最后一句是“天上再见，我亲爱的妻子”，在另一个士兵的书信中，也有这么一句：“我希望能和你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重聚”。这更好的天上的世界也便暗示了一个与之相反的人间世界。
书中所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之前的法国社会。选取一战这个历史题材，是因为作者青年时期读过Roland Dorgelès关于一战的小说《木十字架》，与书中描写的一战士兵产生深刻的认同感，所以也想写一部关于一战的小说。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2014年就是一战100周年纪念，写一部一战主题的小说应该也非常应景。不过，勒迈特其实并没有过多描写战争场面，而是侧重战后的故事。这也是他作为侦探小说家的老习惯，因为侦探小说往往都是从犯罪之后写起的。可能也正是出于对“之后”的兴趣，作者在写完《天上再见》之后，又写了两部小说《火光之色》和《苦难之境》，分别讲述爱德华姐姐玛德莱娜和小女孩露易丝之后的人生经历。
在写作层面，一方面是作者的拿手项目，即巧妙编织剧情，将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情节揉成一个整体，给出一个虽然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的结局，另一方面，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有细腻写实的刻画。作者自己也在后记中致敬了很多大作家，我们也能在文中看出这些经典作家的影子。比如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描画，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转等。他还被电影导演Dupontel认为是大仲马和塞利纳的完美结合，《火光之色》还被认为是女版的《基督山伯爵》（笑）。而《天上再见》也被评委认为极具“电影感”，因此可能也很适合拍成电影。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电影的改编。电影导演Dupontel读完《天上再见》，在2014年就开始筹备拍电影。选择这本书来改编，除了导演的个人兴趣和书本身情节丰富之外，导演还提到，因为书中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具有现代性，书中描述的情境也都具有普遍性，而且还饱含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放到现在也依然不过时。
不过，从原书到最终电影采用的剧本，一共产生过13个不同的版本。其中勒迈特并没有过多的干预，只是偶尔被征询一下意见，主要还是Dupontel改编。而导演改编的原则主要有两个。首先是让叙事更集中。因为原书是奔着长河小说去的，所以很长，一共有600多页，内容非常庞杂，两小时不到的电影就需要抓住关键点，压缩原有的情节。而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双男主的感情线——两人强烈的情感联结，导演也让核心情节，即纪念碑诈骗事件更早地被呈现。此外，导演让原书中的所有人物之间都产生关联，以便让叙事集中在一个紧密的网络之中，最后还让两组冲突人物（老佩里顾-小佩里顾，阿尔贝-普拉岱勒）正面对决，形成一个闭环，保持叙事的节奏和强度，从而吸引观众注意力。第二点，是感情基调的转变。原书可谓一个深沉的悲剧，但电影添加了不少喜剧和温情的元素，使之介于悲喜剧之间，导演觉得“过山车式的情感起伏是电影的调味料，悲喜交加更像日常生活的反映”。
这次改编在社会层面无疑非常成功，在凯撒电影奖上包揽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服装、最佳布景奖了，在法国叫好又叫座。原作者勒迈特本人也对改编作出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改编极其成功，堪称典范（他们经常一起上电视，进行商业互吹）。他认为电影和书本是同一个故事，没有什么违背，但却换了一种讲述方式，呈现了新的视角，提供了一些新的叙述方式。（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本被改编成电影的书，他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小说家。）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电影相比于原作有哪些变化。
首先我们重点看一下人物。在原作中，作者可以说是利用全知视角，穿透每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为读者提供接近他们、理解他们的机会。但在电影中，如果还想全知心理，估计就得靠旁白了。所以导演给了这个故事一个讲述的框架，就是阿尔贝在边境被捕之后，去警局交代自己的经历。如此，通过戏中戏的手法，呈现出主体故事，并且给这个故事一个明确的视角，即阿尔贝的眼睛。再看具体的人物，由于电影放映时间和叙事手段的限制，几乎每个人物都变得扁平和脸谱化。爱德华的形象和原作没什么变化，在表演的时候，由于爱德华没有表情和声音，所以导演会强调其手势和身体语言，希望更接近于意大利的即兴喜剧。而爱德华，其实原文还介绍了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一个强势、争强好胜、控制欲强的母亲与一个平庸又怯懦的儿子。原著也是阿尔贝的母亲告诉玛德莱娜他现在的地址的，电影里直接省却，改为原来的房东告诉。普拉岱勒，则是书和电影中唯一一个福斯特意义上的扁平的纯粹恶的人物，我们从电影一开始给他的镜头，就可以看出来，高大凶猛，隐匿在黑暗之中。他好战尚武，为了军功章不惜杀死自己手下的士兵，战后为了捞钱在制作士兵的棺材时偷工减料，还到处偷情。而电影让普拉岱勒进一步变坏变油腻，他看着自己岳父死，本来打算见死不救，心中暗自得意，他在遇到玛德莱娜时的假殷勤，他还调戏波琳娜，擦掉其泪水用舌头舔舐，而且还对自己俊美的外表极其在意并自得其乐。完全的坏蛋。他的两个同伙，拉布尔丹位居高位但十足平庸，整天琢磨着怎样说出一句漂亮的话，在电影中也是以一个丑角的形象出现，调节电影的气氛。而杜佩雷，原书应该是雅尔丹-博利厄，父亲是高官，但儿子是个无能又忍气吞声的小矮人，娶了一个漂亮妻子，妻子总和普拉岱勒偷情。电影里结尾也有暗示，杜佩雷让普拉岱勒把婚戒交给房间里的女人。玛德莱娜和原书没什么区别，就是一句“人很丑但嫁妆很漂亮”可以总结，但她人非常聪明，我们从她和丈夫最后一次对话也能看出来。再看父亲的角色，在电影中，我们知道他只是因为事业繁忙没怎么陪过儿子，但在原书中，还具体交代，他不喜欢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很阴柔，缺乏阳刚之气，有时候甚至有异装癖的倾向，在学校也经常画一些充满艺术感的亵渎和淫秽的图画，儿子去参军还算能有点阳刚之气。但要呈现这些，有点过于复杂，那电影里就要有太长的回放，所以都简化了，父亲的形象变成一扇紧闭的门。书里还有一个小公务员梅尔林，一辈子没有提过职称，平庸又烦人，是因为上级指派才来到普拉岱勒的工地视察。他本来对一战没什么印象，只不过是鸡肉价格上涨，但来到公墓，才真正了解一战意味着什么（无数人的死亡），也开始激发了自己的责任心，和普拉岱勒死磕到底。还有小精灵露易丝，原文中，她其实是和妈妈相依为命，只是因为妈妈受到战争的影响，变得心如死灰，没有心情照顾好她。而电影里，露易丝变成战争的遗孤，被一个女士收养，后者对她毫不关心。
在情节上，我们可以看到，从书到电影，很多偶然变成了必然：比如阿尔贝和爱德华本来就只是在一个战壕里打仗，彼此并没有接触，更算不上朋友，是爱德华偶然把他救出，他们的命运才开始联结。电影为了强调双男主的感情，让他们在战壕时就是好朋友，还一起讨厌普拉岱勒中尉。而梅尔林本来只是偶然派来视察，电影中变成了爱德华给梅尔林写举报信，然后梅尔林过来视察。原书里，男主们谋划都不是直接当着露易丝的面，最后也就走了，没有带露易丝。而电影设计，让露易丝和波琳娜一起在摩洛哥等待阿尔贝（非常合家欢）。还有故事结尾的两次清算。阿尔贝目睹普拉岱勒对波琳娜的调戏，终于不再隐忍，战胜自己的恐惧，去正面与普拉岱勒对峙。而原书中，爱德华最后走出卢泰西亚酒店，看到一辆汽车驶来，便直接走上去，想被撞，书也没有交代他是否知道那辆车里正是自己的父亲。而电影对这对父子关系做了交代，他们在酒店的露台上相遇、和解，然后爱德华从阳台上纵身一跳。
除此之外，电影还加入了一个重要情节，就是卢泰西亚酒店的聚会，很符合原书的旨意，因为爱德华在酒店就是整天奇奇怪怪，寻欢作乐，派对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通过这个派对，形象地展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的生活状态，当时被称为疯狂的年代（les années folles）。巴黎是艺术交流的中心，很多美国的爵士乐、舞蹈、电影都传到法国，非常流行，人们经历过战争的悲痛之后，开始得过且过，解放天性，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来开心，那个场面也很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场景。而在派对上，他们找人戴上各位高官的面具，用香槟瓶塞和蛋糕对他们进行象征性的处决，很有创意。可能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算是对大人物的复仇。这个情节的加入，也很受作者勒迈特的赞赏甚至嫉妒。
除了人物和情节以外，电影最大的可取之处，就是给了原书故事一个很好的视觉呈现，也尽力为观众展现一个20世纪初的法国。为了还原历史情境，导演做了很多的努力。导演读了非常多的书，多是参加过一战的作家所写，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也看了很多当时的电影，尤其是刘易斯·迈尔斯通的《西线无战事》，和雷蒙·贝尔纳的《木十字架》这两部。还看了当时摄影师布拉塞拍摄的巴黎的照片，以及各种明信片、画作等等，试图接近当时的巴黎。还有很多纪录片，尤其是《启示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美工Lionel Kopp还被请来为电影上色）。在电影的色调上，他们也是后期统一调色的，模拟出一种带有历史感的色调，同时还加了胶片的颗粒质感，给人一种用胶片相机拍出的感觉。除此之外，配乐也是精心准备的，因为一战时还没有有声电影，他们看了最早出现的有声电影的声音，也看了很多士兵或居民的描述，想象当时巴黎大街或战场上会有的声音。他们还尽量模仿当时的作曲家的风格来创作电影的配乐。
其实我看电影时，对于电影的视听语言，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头晕眼花、两耳发麻。一方面，电影的镜头就像患了多动症，不停地拉进拉远或者向左向右，不停地告诉观众，看这里看那里。另一方面，音乐都很好听，但是非常密集，基本上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音乐。戴锦华老师曾说过，区分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一个最浅白的方法，就是看音乐的存在感。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相反，使用音乐特别克制，如果使用音乐，一般会为其提供情境的依据。因为音乐是非常具有诱导性甚至暴力性的因素，哪怕画面苍白无力，但音乐会让人迅速进入导演想让你进入的情绪状态，强化电影的呈现效果。有时候我们不用看画面，只听bgm的变化，就知道是普拉岱勒又上场了。这种沉浸式的音乐往往让人卷进故事内部，缺乏了审美和批判的距离（即布莱希特所说的的间离）。当然，这本来就是一部造梦的商业大片，导演在采访时也会一直强调，以上都是一些“欺骗”观众的技术手段。导演交出的答卷也是令人满意的，获得了凯撒电影奖最佳摄影、最佳服装、最佳布景奖。
电影中的一大亮点，无疑就是精心制作的三十多副面具。在电影中，更加明确了面具的象征意义。导演没有按照书中的描述，只是强调面具跟随爱德华的心情而变：有悲伤、嘲讽、疯癫、抽象等。因为爱德华的艺术天赋很高，所以面具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美，二是表达。导演和面具制作者Cécile Kretschmar在20世纪初的各个艺术流派中寻找灵感，不论是立体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都有其影子在面具中。最早的威尼斯式的珊瑚面具，让爱德华的脸开始有了人脸的形状，也展现了爱德华的艺术性。然后是一个希腊式的面具，极简的风格，但是嘴巴可以活动，可以明显地表现出开心和不开心的情绪，给爱德华的情绪以展示的途径。
接下来的一组展示各种基本元素的面具，则是为了娱乐露易丝，也表明两人的关系在逐渐变得亲密而深厚。
其中两幅面具还分别致敬了毕加索的画，以及杜尚的小便池。
他戴着学究式的面具，眼睛瞪大，舌头吐出，像是在用力努力工作，工作就是画那些唬住众人但毫无灵气的纪念碑造型，表达了爱德华的反叛和对学院、体制的嘲讽。他戴着类似Fantomas的面具看着自己用来诈骗的宣传册，Fantomas是20世纪初法国非常流行的角色，戴着面具，是一个犯罪大师，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钱，爱德华用钱做了一个狮子的造型，狮子是力量的象征，这个面具也讽刺了这个拜金的社会。后来，爱德华的面具也变得抽象，甚至是一个女人的造型，这个也参考了毕加索的画作，这是不是也暗合了爱德华小时候的异装癖。
后来，他戴上一副模拟自己从前的脸的面具，真真正正地画了一幅姐姐的肖像画。然后是黑人爵士乐手的面具，照应当时的狂欢。
最后就是那个最惊艳，最重工的鸟的面具。这个外表的绝美与人物内心的千疮百孔，战争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从未停止的灾难形成了一种极致的反差。鸟是属于天空的，终究要飞起来，与爱德华的纵身一跃也正好呼应。在原书中，爱德华其实是戴着模拟自己毁容前的脸孔的面具，被汽车撞飞，作者写道：“于是，天使才真正地飞了起来。”
面具既是遮掩丑陋伤疤的工具，同时也是表达和展现的工具，让这部电影有了可以思考和阐释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相比于华美的造型，精致的布景，电影和书籍所要探讨的问题其实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首先是作者也强调过的这部作品的主题：他引用的是路易·阿拉贡在作品《欧雷连》中的前言：
“c’était avant tout pour moi l’ancien combattant d’une génération déterminée au lendemain de l’armistice, en 1918, l’homme qui est revenu et qui ne retrouve pas sa place dans la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il rentre.（回到社会却找不到从前所处的位置的人）”
战后的社会，给予死去的士兵以很大的关注，以“爱国”、“牺牲”等名词将其神圣化，而对于死里逃生的士兵们却没有足够多的关注。这些士兵，在战争中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也赢得了战争，但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报偿。且不说身体，心理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但社会并没有能很好地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安插的位置，领取津贴也是困难重重的事情。对于伤残的士兵，处境就更加艰难了。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很多伤残老兵要靠卖吗啡来赚钱度日。其中，那些脸部被炸毁的人，更要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虽说还没到做总结的时刻，但也应该好好地估算一下损失的程度了。那些士兵，他们在整整四年时间里，在枪林弹雨底下始终弯着腰，有的人甚至从此没有再站立起来过，他们的肩膀毕生就那么担负着看不见的重量，阿尔贝跟他们一样，明确地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就是宁静。好几个月以来，自从在索姆河战役中负伤，在那些无始无终的夜晚，身为担架员，在战场上寻找伤员，并因不时飞过的流弹而担惊受怕，尤其是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之后，他就知道，有一种无法定义的、颤抖着的、几乎可以触碰到的恐惧，在他的心中慢慢地扎下了根。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的活埋给他心灵造成的毁灭性效果。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依然留在泥土底下，他的躯体返回到了地面上，但是，他脑子的一部分，吓坏了，留在了底下，被囚押，被禁锢。这一体验标记在了他的肌肤中，他的行动中，他的目光中。只要一离开房间，他就会惶恐不安，他会留意最细微的脚步声，开门之前，他首先会从门缝中小心地探出脑袋来，然后再把房门开大；走路时，他喜欢贴着墙壁走，经常想象有人尾随着他；跟人聊天时，他总是忍不住仔细地打量对方，只要有可能，他总是选择待在离出口最近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目光总是带着一种警惕性，左右不停地扫视。守在爱德华的床头时，他需要透过窗户望出去，因为房间里的氛围让他感到压抑。他始终处在警觉中，一切都是他怀疑的对象。他知道这一点，一辈子也就那样了。现在，他得时时体验这种动物般的忐忑不安了，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很嫉妒，但他明白，从此后，他就得跟这种新毛病妥协了。而这一发现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忧伤之中。（书中对心理阴影的描写）
对于这种人，法语里有一个专门的词叫gueule cassée，即烂脸的人。当时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还专门邀请五个破脸的士兵去参加，目的是要用这种显而易见的伤疤来羞辱德国人，激发法国的爱国激情。但其实真正应该反对的是战争本身。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死去的士兵，还有无数失去丈夫或孩子的家庭，失去健全人格或健全身体的士兵，失去父母的遗孤等等，他们都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也成了这个社会边缘的人物，不太容易争取到话语权。这部作品就给了他们一些话语权，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挣扎。
除此之外，作品也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女性的处境。首先，玛德莱娜出场是一个为弟弟去世而悲伤的形象，她也代表了千千万万的法国家庭，法国女性的处境。她也很勇敢，为了让弟弟回到自己的家族坟墓中，她去到战地，顶着违法的风险运输弟弟的遗体。在家庭中，玛德莱娜不是一个傻白甜。她选择普拉岱勒作为丈夫，也是有考虑的。她年纪也不小了，为了避免当一个老姑娘，必须要嫁出去。虽然当时，由于战争，男女比例也严重失衡，大概是100 :132，所以找个好丈夫也不容易。而普拉岱勒，首先他有个贵族的名姓，德奥勒内·普拉岱勒，战争时期立下军工，且长相英俊，基因优秀，所以就作此选择。面对丈夫无休止的偷情，她也很有风度，视而不见。要知道，当时因为男性是稀缺资源，对他们偷情的容忍度也更高，在1920年，只有百分之六的离婚原因是丈夫偷情，而有20%是因为妻子偷情，而在战争之前，两者的比率基本一致。玛德莱娜视而不见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想拥有一个孩子。这也和当时国家政策宣传口径相吻合，当时1920年还专门成立了高级生育委员会，禁止堕胎和避孕措施，宣传多生孩子。但是，由于玛德莱娜生活在一个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她对这种不算好的性别体制可能没有太多的自觉性。同时代英国的女性前辈都去争取妇女参政权了，我们在玛德莱娜身上看到的却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形象，结婚、生子是其两大主题。
当然，玛德莱娜也有新潮的一面，她的造型正是当时很流行的la garçonne造型。法语中garçon是男孩，garçonne可以理解为男孩气的女孩，强调消除性别特征。当时特别流行剪齐耳的短发，穿H型的裙子，甚至穿束胸，希望消除女性身体的曲线，也会戴夸张的头饰，或者长串的珍珠项链作为装饰，就像香奈儿那样。在1922年作家Victor Margueritte还出版了一本名叫La garçonne的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就很典型。她不拘成规，除了装饰新潮之外，还喜欢抽烟，独立自主，提倡开放的性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玛德莱娜的造型确实也吸收了garçonne的特点，但是改良版的，更得体，也没有太多惊世骇俗的举止。她选择garçonne的造型也许也只是因为这种造型挺好看，而不是因为某种自觉的自主的选择。但不管怎样，这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女性的处境。
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所在。抛开电影对“美”的追求，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宏大历史背景之下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让我们被故事吸引的同时，去关注故事背后的人物及其处境，这可能是其最大的价值。就像有位朋友在看完电影后，在豆瓣里只评论了两个字：“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