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11-01

致命的控诉:耐人寻味的正义天平

二战之后，一些臭名昭著的战犯被宏观地指控犯有“反人类罪”的罪名。但安本岛上的日本战犯却没那么走运，他们只是被控告犯下了较为传统与界定更明晰的谋杀与虐待战俘罪。在过去，战俘的生命与蝼蚁相仿，朝不保夕。直到1785年，美国与普鲁士王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国与国之间才第一次明确认同战俘应当被关押而不是被杀戮或被奴役。1929年生效的《日内瓦公约》正式规定对战俘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日本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但1945年9月由日本政府签字的《投降书》却赋予盟军起诉战犯的权利。能够成为澳大利亚战犯法庭审判日本军人杀害或虐待战俘的法律依据。
影片《太阳的囚徒》便揭露了在二战接近尾声，驻扎在印尼的安本岛上的日本军人在天皇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仍然丧心病狂地处死了战俘营中约700名澳大利亚战俘的卑劣行径。澳大利亚成立了战犯法庭，以战争罪起诉了91名在安本岛服役的日本官兵。在这些被告人当中，军阶最高的是拥有牛津大学学历的安本岛日军指挥官高桥海军中将，另一位主要被告则是战俘营的典狱长平沼上尉。
对于澳大利亚检察官库柏上尉来说，证明高桥和平沼对这场大屠杀负有责任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日本军官拒不作答，而幸存下来的澳军战俘都惨遭酷刑，奄奄一息，谁都无法上庭作证。更有甚者，战俘营的所有文字档案都不翼而飞。库柏上尉还面临政治上的难题：美国军官贝克特少校希望法庭能释放高桥，因为盟军早已为他在战后组建的日本政府里留下一个重要的职位。
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三场不同的审判。在第一场审判中的被告人是高桥。库柏试图通过两种途径证明高桥应当为安本岛战俘营的大屠杀承担罪责。他的第一套方案是证明高桥本人亲自下达了杀害战俘的命令。为此他传召高桥出庭作证，并试图迫使其亲口供认自己曾犯下屠杀罪行。但库柏的这一做法显然行不通，因为即使是身为战犯站在被告席上，高桥也应同样享有英美法系赋予所有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强迫其认罪。因此，法官本不应准许库柏要求高桥作证的请求，但影片为了追求戏剧化效果，做出这一情节设计。高桥在辩词中陈述他既不知道战俘们是怎么死的，也不清楚澳大利亚飞行员的下落，当然更不懂“玛蒂尔达华尔兹”的旋律了。他运用了辩护术中最古老而有效的踢皮球策略，宣称战俘集中营中的一切责任都应由平沼一人担当。在他的军服下面套了一件T恤衫，上面写着“裕仁天皇送我去牛津大学深造，没想到喝了洋墨水的下场就是到这个鸟不生蛋的荒岛上受罪”。当高桥矢口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之后，库柏再次向高桥发难，他通过一名战俘写下的书面证词来证明高桥确实下达过杀害战俘的命令。但实际上，库柏的证据应当由两个部分组成：高桥承认自己杀害战俘的口供与幸存战俘证实高桥签署死刑令的陈述。库柏必须同时获得这两方面的证词才能使法庭承认该证据的有效性。但他却只拥有某位战俘的书面证词，这便为他带来了传闻证据不足采信的麻烦。法庭只有在相信该战俘所言非虚的情况下才能确信高桥曾经下达过死刑命令，但这名战俘却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出庭接受被告辩护律师松枝真二的质询，于是法庭不得不裁决战俘的书面证词属于传闻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库柏仍不甘心，搬出第二套方案：作为安本岛的最高指挥官，高桥必须为该岛发生的一切战争罪行承担法律责任，无论这些罪行是否由他授意。因此，战犯法庭应当判决高桥在屠杀战俘的案件中罪不可赦。但依据战争犯罪的有关法律，库柏至少需要证明高桥清楚地知道战俘营的看守正在杀害战俘，而他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由于库柏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此事，法庭看似无懈可击地驳回了起诉，将高桥无罪开释了。
在第二场审判中，被告人是平沼。平沼和高桥就读于同一所“失忆训练军官学校”，因为他也声称自己记不得处决战俘的任何事情了。在库柏的力劝下，一名垂死的战俘芬顿用尽平生最后一丝力气在法庭上作证，他说自己亲眼见过平沼殴打与虐待战俘，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芬顿还证实平沼曾经亲临法场，监督下属杀害了那几位下落不明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其中一名飞行员正是芬顿的手足兄弟。在芬顿出庭作证后的那天夜里，怒火万丈的库柏将平沼打得满地找牙，连声求饶。这位平日里养尊处优惯了的军曹受不了曾经是拳击手的库柏的轮番组合拳，最终吐露出那个“光荣地”枪杀澳洲飞行员的日本军官的名字——田中中尉。这就揭开了第三场审判的序幕，也就是指控平沼和高桥杀害澳大利亚空军飞行员的审判。
在最后这场至关重要的审判中，事实真相终于浮出水面。田中承认自己的确枪杀了飞行员，但那只是在他听说飞行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之后才执行命令的。倘若真有军事法庭存在，那么枪毙死刑犯也算是合法行为，但另一名日军军官志村却作证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军事审判，他坦白是自己向田中撒谎，同时还揭发说高桥与平沼都是安本岛战俘集中营大屠杀的主谋。但为时已晚，法律上“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禁止库柏对高桥的同一犯罪行为提起公诉。从战术上来说，库柏头一个起诉高桥也许是错误的，如果先从日本下级军官动手，他就有可能为自己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找寻高桥的罪证。倒霉的田中完全是个替罪羊，他遵从军令枪毙战俘，被获胜的盟军根据国际法以“理应知晓某些命令非法的情况下仍然奉命行事”为由判定他谋杀罪名成立而判处死刑；而如果先前他拒绝执行平沼的命令，就会在后者的刺刀下成为战俘们的陪葬品。总之，他是大限已至。在志村作证之后，尽管库柏向法庭请求对田中宽大处理，但法庭还是判处田中死刑，并执行了枪决。在法庭宣读对平沼的判决之前，他剖腹自尽，以维护身为一名武士的尊严。但既然他连自杀都敢，为何耐不住一点皮肉之苦呢？这是剧本的一处疑点。影片中，高桥的命运真切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贵人自有贵人扶。尽管他是这一切罪恶行径的后台老板，但却堂而皇之地当上了战后日本政府的高官。
与其他战犯审判一样，对安本岛战犯的审判结果实际上是法律与政治的杂交产物。尽管走了一道正当程序的过场，但高桥的无罪开释与田中的被判死刑其实都与他们所应承担的道义责任毫无关联。在所有的审判中，只有平沼的下场最近乎公正，那也是由于他牢牢地将生命的进程把握在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