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是一年前，当时反复看了四五遍，几乎每一遍都会落泪。方才重温，依旧感触良深。除了惊叹于戴立忍的精湛演技（对比他同时期演出的《浊水溪的契约》《夜奔》和《双瞳》，愈可见其作为演员的内在之丰富），想说说这部影片最触动我的地方。
在再现重度精神病患社会生活的弱势处境（包括污名、制度性歧视、贫困、霸凌乃至兵役问题等等）之余，《月光》触及的医学社会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伪病症”（它在DSM-5中确实存在）这一具有强烈“躯体化”意味的病症背后“疾病和苦痛的社会根源”，比如“机构化”和/或“去机构化”过程中超越学院想象力的种种伦理困境（如重度精神病患的性自主和亲密关系暴力）。这些问题不能够在自由主义“权利倡导”的话语框架内得到真正的解决；然而大多数左派却似乎并不习惯正视疾病的肉身实在性。这让我不得不怀疑疾病/身心障碍（它们类似于与不同于“酷儿性”的层面）对社会规范的颠覆和破坏潜力，怀疑这种运动是否天然地比较不具有革命性。
另一方面，每每想到marginalized groups所遭受的一系列结构性压迫，我便觉得自己对父权制、异性恋霸权、健全主义、汉民族中心主义不仅仅是厌恶，简直就是仇恨。这可以无关个人身份/认同——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建立超越身份/认同政治的political agenda；但我也无意否认这种强烈的情感与我的生命经验之间，或直接或曲折的关联。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仇恨原则上不指向这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享有特权的个体，我和自由主义者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不会和个人谈“道德”，因为个人软弱无力而道德脆弱不堪，不承认人的限度和道德的条件都是过于天真的表现；“你们”或者说“我们”的特权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的。
如果说时隔一年对《月光》这部影片有什么不同的观感，我想也许是：我不能再接受那个在审美上有深刻意味、但在政治上却流于虚浮的死亡结局。同样的质疑可以用于李沧东的《绿洲》——去社会化的个体之“爱”显然不能拯救一切，即便是以自我牺牲的形式。What if，在上半部《月光》之后是下半部《我要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