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12-03

脸:卡努杜的胜利

——难免断章取义。

把意大利人乔托卡努杜和蔡明亮扯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即使后者从援引《四百击》片末长镜，到受卢浮宫所托创作的这一部《脸》中构筑出由新浪潮遗族与特吕弗墓园代表的巴黎，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对欧洲电影浪潮的惦念，作为20年代电影先驱者的卡努杜仍然显得太遥远了。

先锋派与新浪潮作为影史最重要的变革之二，共通之处绝不算多，只是均于法国饱受好莱坞入侵之苦、本土电影商业化并陈腐之时发出了艺术的呼声。为先锋派指路的诗人卡努杜恰是这一呼声的发源，他浪迹巴黎时发表的《第七艺术宣言》第一次宣称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不是戏剧，更不是商人的货品。他呼吁将电影这一真正高贵的艺术还于艺术殿堂，不仅以光影纪录客观的无限，更应于银幕重构艺术家心灵的成像。蔡明亮似乎从未商业胜利过，但他毕竟是一个创作者，很难说是否会完全同意这种观点。真正的创作者醉心于艺术的表达，实际上更加宽容，不需要像永不停止宣战的理论家们一样为捍卫自己的立场推出鲜明的言论（所以他“将电影送入美术馆”部分是无奈的尝试令人心酸）。但无论如何，世界首屈一指的博物馆决意开始典藏电影，卡努杜若活在当下，或许会高兴得跳起来。其胜利之处当然不仅在于此，而是蔡明亮对其电影探索的实现。

将他的作品与先锋派和新浪潮的经典之作一字排开，除了不完全体的《青少年哪吒》之外，很难在影像风格上找到任何相似之处。但如果将先锋派的一些关键词截出来，却能很粗暴地应用于这种作者风格，诸如反传统、反叙事、心理现实、强调造型。形式上的归纳特征因历史视野的不同、科学技术的不同已不再被重复了，但其思考过程与尝试的内涵却是可以移植现代的，从梅里爱、卡努杜、先锋派、新浪潮潜伏传承下来的电影精神、电影认识，并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被推翻，它甚至可以在一个东方人的作品中重焕光华。东方与西方的相会，如巴黎与台湾在《脸》中相会，于电影并不相碍，这门时空艺术是一种新的语言，更是环球性的语言。

卢浮宫的珍藏画作历经数百年在《脸》中活化，是电影对绘画的一次注视，对空间艺术的时间的赋予。卡努杜申明电影是造型艺术的“视觉的戏剧”，“当人们在任何时刻停止它时，都应当表现出绘画人物的那种意味深长的情态”，蔡明亮素来重视构图与光线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更为显著。如同特吕弗《日以作夜》，他所拍摄的正是拍摄的过程——这也是被指出的“自传性”的一部分，导演在杜乐丽花园、卢浮宫水道，拍摄出绘画精神化形为人，或者说莎乐美、圣徒约翰走出画幅的演绎，画里画外戏里戏外镜里镜外均难以辨别了。因而绘画的情态，与电影的情态交融，每一镜都增添了复杂又天真的兴味。这其中冰窟里莎乐美俯吻浴缸中的“约翰”，导演小康贴近病榻上母亲的肉体则是电影最核心的两个场景，如同对挂的两幅画作，阴暗的台北与梦幻般巴黎从两个相似的动作-相近的情感延展开来。

体认到艺术玄妙外生活化质朴的一面，这部显得异常华丽、繁杂的电影，仿如被牵起主绳一抖，化繁为简，呈递出传统、普适的爱。母亲在世时两相疏离，直至阴阳两隔依恋已晚。死亡如水管爆裂无法疏堵，焚化时在异乡野林悲情无法排遣，学母亲剁肉馅。这一事件的描摹，几乎是蔡明亮作品中，最动人、细致、贴近于所有观众的一次，至亲离世后的整段幽微心绪点滴不漏。若要说回卡努杜，这也是他对电影作为有力量的人类通用语言的要求：“把艺术引向各种感情的渊源”。《脸》所流露的慨叹，确实是导演所述“镜花水月”四字，在高妙的形式设置之下，正是这一丝泛苦的心绪。

“真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并置”是蔡明亮见《婚礼》一画的领悟，使得其创作由《脸》到《郊游》，比之从前更上了一个台阶，真正触碰到时空艺术的时间和空间特性。《不散》中放映《龙门客栈》的银幕，也可以视作这种想象世界的一个雏形。石隽苗天在影院中与银幕上的自己相逢，陈湘琪与上官灵凤短短几个照面就写出银幕内外岁月留痕与“GOODBYE DRAGON INN”的怅思，台北的葬礼、杜乐丽花园的镜像树林，对特吕弗的追思，更展示出一种博大的真实。《郊游》则已自然而然天衣无缝，并不需要梳理分析，不同时间、空间的界隙被抹去了，心理真实却是连贯的。借用访谈中蔡明亮对《脸》中几位法国女演员的角色、小康对《郊游》三女的“鬼魂”的戏称，这三部作品可算是“幽灵现实主义”，仍然是“在生活的本身中寻找生活”。而被释放的时空得以凝缩，不至最终无可依托，大概得归功于结尾已臻化境的长镜头。

《脸》与《郊游》的那两个镜头，胜过千部电影，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

原本是看书无聊写着玩玩，写着写着才觉得体会了一些，顿时觉得不该戏谑。不戏谑却又难以下笔，仍是前后不接。
半夜继父送母亲去住院，屋子又空又静，蔡明亮和小康在水池边逗鹿，整部电影的情绪轻轻一握，令人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