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版面金贵异常，多少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也仅能有立锥之地，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也各自只有寥寥的几张标签，基本都是扁平的二维纸片人。
《觉醒年代》之所以获得赞誉，除了导演运用诗意镜头、节奏调度的功力强，让全剧始终能点燃观众情绪，更在于编剧塑造人物的技巧十分娴熟且足够接地气，他把三位的性格折叠面在细节中徐徐展开，使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成为了有温度的人的往事。
想聊聊他们，还因为这仨有个非常巧合的一个共性：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蔡元培正好大他一轮，胡适小他一轮，都属兔，也是为啥他会称蔡为“狡猾的老兔子”，新文化运动当时亦有“三兔闹北大”的说法。
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县，原名“陈庆同”。
父亲和祖父去世很早，后来的主要抚养人——母亲慈爱大哥温吞，这样的家庭构成使得他较少受到旧式父权的约束，能自由恣意地释放天性。
成为了一个从小到大一直特立独行——且很笋的同志。
十七岁考科举是为了敷衍母亲，拿到考题觉得十分不通，于是“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后来考乡试，备考前看到有个胖子拿着自己的得意文章在考场上踱来踱去还念念有词，
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到：“好！今科必中！”
他像看新鲜一样出神地看了人家半天。
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实庵自传》
动不动骂人的习惯延续一生，后来创办了《新青年》更是有了用武之地，一篇讨旧檄文《文学革命论》，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妖魔”！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颇有些孙猴子的架势。
新旧错杂交替之际，现代性来袭，激荡的时代潮流需要这样一个激烈的叛逆者集结合力，撑起这个节点。
独秀们幸运地生对了最需要反骨的时代，世界已准备好接受他们的本能喷涌而出。
蔡元培最著名的身份当然是教育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一手把北大送进一流学府行列。
这八个字看上去春风拂面的很温润，在当时各种思潮割据的薄弱共识基础上实则难于上青天，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
蔡元培22岁中举，25岁经殿试点进士，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而且人家家里还是做小买卖的，还不是家族积累了好几代的所谓书香门第。
少年得志的真学霸。
然而他虽为体制中人，属既得利益阶层，性格却十足热血，看到清廷在甲午战争庚子大劫中接连被毒打，逐渐从崇尚维新走向教育与革命并举之路。
当时的小蔡最佩服肝胆照昆仑的侠士谭嗣同，认为革命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暴动，二是暗杀。
不仅自己制炸弹搞恐袭，还干过一件特别豪气干云的事情。
苏报案后邹容惨死于狱中，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从化人滩荒冢地义庄偷出遗体，在愚园中公开追悼。
暴力元老&最强学府校长 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标签神奇地互洽在蔡元培身上。
我一直觉得国民党是个有暗杀情结的组织，根子搞不好就在蔡元培这帮人的光复会这里——它的前身是陶成章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专门行刺清廷要员和慈禧太后。
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掀起了那么大波澜，北洋政府倒蔡意愿那么剧烈，临了也没能动他分毫。
毕竟这样脸上堆笑嘴上客气却黑白两道通吃、桀骜如辜鸿铭和周树人都拜服的社会校长，惹不起。
这是一个一辈子不愿意给周围人看一个脸色、不愿说一句让别人不舒服话的全乎人。
永远挂着接纳对方的“我的朋友”式微笑，既愿与世界和睦相处，欣然融入其中的能力又很强，是独秀们的反面。
张爱玲曾形容他：
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年少时有不少散发人间烟火味的荒唐小嗜好（打牌捧戏子打茶围喝花酒）、金钱方面既慷慨又抱着自信的流水态度，这样内心一点不拧巴、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的人，释放不了太多黑色能量，作品犀利深刻程度难免就又不如树人们，这也是为啥迅哥儿的文穿透力极强，篇篇气势汹汹地直冲着人晦暗的心窝子里去，而胡适的文对比之下就显得手下留情许多。
这点小时候深受好脾气的母亲影响，看多了旧式家庭里妯娌间疙疙瘩瘩的日常负能量交换，觉得“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样的人际交往原则指导下，胡适的好人缘简直爆棚，家里永远高朋满座，对各类社会人士包括贩夫走卒通通来者不拒。
1958年，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他台湾南港新居作客6日，然后问他：“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着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
胡适想了想，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
即使晚年因反对威权主义与蒋介石几近决裂，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后，那个公认气量狭窄、僵硬且无趣的人，仍然评价他“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并献上那幅著名的挽联，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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