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盘醋都值得包一盘饺子
影评人们对《乌海》的评价两级鲜明，但其实也很好区分，大概一种是收了钱的，大概另一种是没收到钱的。当然不排除有影评人没有收钱但给了好评，那可能是有朋友在组里，毕竟一个独立电影人的剧组里，好多人都有搞影评的朋友。
一个例证是，关于电影的差评五花八门，但关于电影的好评，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影像魅力与黄轩的演技上，没有办法，不以演技闻名、演什么都像“被侮辱与被损坏”的黄轩，已经成了这部电影中唯二拿的出手的部分了。
我承认，有些段落摄影不错，但更接近照片意义上的不错，而非电影意义上的不错，比如夜幕四合之际，恐龙雕塑在荒凉的西北沙漠里被压扁成一道剪影，黄轩、每一秒都比前一秒更加恼怒的黄轩、马里亚纳海沟一般的法令纹盛满了委屈苦水的黄轩，在一个静态的长镜头里，爬进了恐龙的嘴里。
挺美，但，然后呢？
我承认，我是被抖音上频繁刷到的段落吸引到电影院的，但这更接近一种猎奇式的肤浅惊讶，而非惊喜。比如黄轩被两个讨债的堵在电梯口，黄轩悲愤交加之际挤进电梯，一个讨债人飞起一脚想弄开电梯门，黄轩抱住腿，用力一卸，那腿便掰下来了，原来是一条假腿。暗黄色的电梯里，一条孤零零的假腿随着齿轮传动轻轻晃动。
挺魔幻，但，然后呢？
我有理由相信这些段落是一位痴迷影像的青年导演深夜辗转反侧时的突发奇想，他生怕入梦之前天才般的影像无法投射到现实，于是生搬硬造了一百多分钟的剧情去，为的就是把这个场景放到大银幕上，让影评人们都看看。
正应了姜文的话，“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的这顿饺子”。但可惜的是，这话儿被《邪不压正》里的蓝青峰用粗哑的声线说出来，就满载了张飞绣花粗中有细的讲究，但若出自一位顾影自怜的文青之口，就无比矫情。
何谓矫情？辛弃疾在《丑奴儿》里下过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为赋新词强说愁。矫情是一种自我迎合，是被自己拼凑出来超现实或者魔幻现实段落——谁也不在乎这两者的区别，但一个操着内蒙方言的故事，似乎必须既是超现实的又是魔幻现实的——所自我感动。
导演没有想过情节本身的合理性，比如一个男人如何爬到恐龙雕塑的嘴里，难道恐龙雕塑细致到雕刻出了从喉管到腹部的中空结构？比如一个残疾人为何在打架时将那条义肢当成自己的第一进攻选择，因为致敬《攻壳机动队》吗？
他更没有考虑情节之间的合理性，影片开头，女主角教村里的老人瑜伽的段落还有什么作用，一个个老头老太太人人能金钟倒立，然后，他们在漫长的后面完全没有出现过，我们甚至不明白，女主角瑜伽老师的身份都不重要。还有那些民乐手，在帐篷着大火的时候还在镇定自若的演奏，这种强行营造对比的方式与全片努力制造的现实主义景观格格不入。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导演义无反顾地扑向前者，这奋不顾身的笨拙姿态相当幼稚，因为一个成熟的导演，总是要通过不断权衡，最终做到“我全都要”。
就连人物的动机也是模糊的。我们不知道黄轩为什么欠了那么多钱，欠了谁，我们只能知道黄轩生活很艰难，而他的艰难，只是通过一个个电话来完成的。也许导演会说，这些都不重要，欠钱只是一个“麦高芬”。但麦高芬的成立在于主人公和观众同时不知道为何而行动，因此有一种黑色电影的存在特质，麦高芬是对人物动机的陌生化而不是简化。
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理由是，导演抽离了这么多动机，只想讲一个单纯的家庭故事。影片放出的预告片足以表达出，他想展示一个家庭是如何崩坏的，一位善良的丈夫为何撞死了妻子。
大概每一个喜欢拍家庭生活的创作者，都崇拜能拍出《婚姻生活》的伯格曼，并嫉妒能拍出《婚姻故事》的诺亚·鲍姆巴赫，原因无他，伯格曼已经作为大师死掉了，而鲍姆巴赫还活着，正当年呢。但导演显然没有能力去处理夫妻之间真正细微的疏远——那种坐在一起、天天睡在一起都无法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情境，导演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让夫妻两个自说自话的场景，在《乌海》说来说去，说到底还是因为俩人之间有误会，丈夫觉得妻子出轨了，并误以为妻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解开的问题，只要两个人平静下来，坐下来谈谈，翻翻之前的聊天记录就能解决。但导演硬是把这么一个问题当成了影片的核心。为了延宕这个问题，他只能故弄玄虚地为这对可怜的夫妻创造那么多艰难的外在条件，让他们不得不一直不在一起，根本无法坐下来谈谈。直到影片末尾才让两个人回到山上。在这里导演做了一次偷梁换柱，在黄轩把一切都搞砸、走向穷途末路之后，夫妻的感情问题已经被偷换成了黄轩的命运问题，
想想《婚姻故事》中斯嘉丽与老司机的吵架段落吧，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根本不需要什么欠钱、谋杀、犯罪，甚至不需要出轨，单单是两个人在柴米油盐或人际关系上的不同观念，就足以摧毁一段婚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