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德尼·鲁米特导演的《奇幻核子战争》中莫斯科和纽约的共同殉爆，到《惊天核网》中马里兰巴尔的摩升起蘑菇云。贯穿五十年历史时空的两次爆炸在银幕上揭示了冷战铁幕两端不同的政治策略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在勃列日涅夫主义推出的70年代前后，批量生产的战争电影都谨慎地把握着尺度：仅仅将核战争置于一个可能性的寓言立场，极少直接在荧幕上展现核战的爆发。抛开影像技术限制的被动舍取，其中不得言说的政治概念，同时也代表铁幕两端的共识是：一切现实的地缘政治算计和策略博弈仅仅适用于使用核力量的使用之前。

在银幕中对于原子武器的爆炸隐藏地包含了这样一种暗示：政治在核打击发生之后是无效的。也即现今拥核国家的核政策所在：一旦成为被打击目标则确保相互（全部）毁灭（“M.A.D机制”）。核战电影所有戏剧冲突的来源全部在于：核战争打响前的国际政治博弈，和出于人道或功利主义立场的避免世界性毁灭的对话尝试。此中的具体情节则被战争和政治惊悚类型作为文本模板给予加工利用，如同同样出自此片编剧汤姆·克兰西之手的《红潮风暴》。

纵观六十年代电影银幕上最著名的两次投弹——分别来自鲁米特和库布里克（1964年两位名导的不同作品：《奇幻核子战争》和《奇爱博士》），不言而喻，二者皆显现出一种不能自拔的悲观态度。影片中对于冷战核子力量嘲弄般的痛斥和普遍人道主义情结的背后是一种对于已经验证过的核武器威力和冷战两极饱和核打击毁灭性的肯定。即一但核武器被任何一方轻率使用，即便是再小当量的打击或战略性威慑，都将置世界于万劫不复。断然不会有一方在遭受定点核打击之后还会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忍一下？给地球一个继续转下去的机会？

从此之后大多数冷战核阴影类型战争片也都恪守着“将核战争限制在计划和谈判桌”上的编剧准则。直到炸弹《惊天核网》中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体育场的引爆。

汤姆·克兰西在剧本中将战略和平的破坏者设定为俄罗斯联邦内部车臣势力。对比克兰西本人另一部同类型作品《猎杀红色十月》中苏联核打击潜艇编队司令倒向西方的情节，本片结尾美俄协议的签订则与《猎杀红色十月》中叛变的潜艇长官共同形成一种美国对于东方（或不同阵营的第三世界）内部异质性力量的政策表达。《猎杀红色十月》中肖恩·康纳利的叛变艇长角色从威权体制中出走，并相信西方现代性为绝对的历史答案。这个主体对应东方阵营持不同意见者，并且在脱离冷战结构的任意语境下也可以代指政府、组织和个人。克兰西给出美利坚面对此种“敌对阵营的异质力量”的态度：充分信任并将之内化为普适性现代的一部分。并且，强化这种政策以意识形态表现力，以此消解如索尔仁尼琴者在来到西方之后，立足于东西对比而做出的对于资本主义批评的公正性。正来自于这种美国现代性权威的确认，自发持有西方现代性论观点的主体才可以在意识形态上真正具备自身的完整性。并且也形成了一种东西方阵营间人口流动的意识形态叙事，确认了东方-西方人口单向流动的政治概念：受迫害者的逃离。这几乎成为了东方人士向西方流动原因的刻板模式，丁玲万年旅历美国也被当地学者理所应当地接收为“受迫害者的自发选择”，丁玲却表示这是一种基于“视差”的“误解。”

克兰西同样意识到对于来到西方的不同阵营人士施行“认肯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在《惊天核网》中着重点出车臣这一重要设定，其意义在于，强调西方对外部力量收编的政策基础所在：民族国家内部异质性力量和分离主义群体的存在，（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加拿大也存在魁北克问题）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了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张的对立性政治实体，甚至拥有悖反国家命令的能力，实际成为“第二政府”。克兰西通过标注这场核危机的来源——车臣阴谋分子想要挑起美俄核战，（其目的则被克兰西表面化为“法西斯极端思想”的引导，实际上应该被理解为车臣通过挑起战争而达到独立的政治目的）并解释美国的解决方案：安抚与事件无关并视为西方现代性拥护者的俄联邦，清算俄联邦内部拒绝西方现代性价值路径的叛逆分子并宣示：美国应该对价值认同者绝对积极，并且通过自身授予的“意识形态认证”来拉拢与中央政权关系紧张的民族国家内分离主义势力。至于为何此片中将俄罗斯联邦政府视为政治朋友而将车臣视为对立面，则单纯因为文本创作彼时还是叶利钦年代，并且克兰西并不信任作为宗教势力的车臣能够真正在政治上认定美国所代表的基督教国家秩序化的普世现代性意识形态。

在用“施行认肯”的方式收拢了康纳利船长和后苏联的俄罗斯联邦后，回到那颗在巴尔的摩爆炸的原子弹。作为冷战结束后第一次在好莱坞超级大片的银幕上描述一场在美国本土发生的超大规模袭击，并且是在冷战电影类型中默认被遮掩的核袭击场面，《惊天核网》则代表了这样一种后冷战态度：美国并没有在自身遭到核打击之后选择确保相互毁灭，而是进行了在冷战时期不可想象的：“在核打击后的细致政治决策”。（前文述：冷战时期遭受核攻击后唯一的政治姿态只有全力回击，别无其他权衡策略的可能）这实际上宣称：冷战式的毁灭性核威胁已经不复存在，美国在单极世界格局中有信心承担制定一种新的度量核战争的规则：后核打击反应会更多出于是一种针对“区分敌友”的政治衡量而非确保互相灭亡。（冷战结束后，美国方面也的确修改了关于总统的核密码箱权限和洲际反制措施）这种新的战略姿态来源于苏联势力瓦解后对于前独联体国家实行主动核打击能力的确凿估量：即诸如东欧等“实际核力量持有国”（不具备发射打击能力）没有能力实行针对美国的核威胁。（片中的核弹竟然是被预设到体育场而非战略轰炸投掷）同时，在这样一种对于自身优势地位“摊牌”的背后，美国也在为从冷战核阴影中走出来的民众认识松绑：片中刻意回避核打击对巴尔的摩社区造成的伤害让这一场严重攻击看起来仅仅像是马拉松爆炸案，被模糊的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以及高层反应暗示：核打击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并不是不可挽回的，你死我活的“圣战宣言”。或许，在日后的某一天，美国会使用自己的核优势为自己的价值观和美元开路，但那不再应该被民间认为是“反人类”和“不可饶恕的毁灭”，相反，它会被逐渐常规化和被接受。在某些地方，它的伤害性不会比巴尔的摩看起来更糟糕。

核场面在银幕上得以被呈现，意味着在大众心理上确立一种普遍认识：美国绝不会遭到这样的伤害。不然，若核打击不以“科幻”的面貌示人——比如冷战时期，显然会引起观众的恐慌和巨大反感。同时，美国自己在银幕上承受核弹伤害也满足了一种国民潜意识中的赎罪心理——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而集体性的赎罪心理也可以圆滑地转化为对于核力量的肯定性的默认：当后顾之忧不再的时候，核力量对于美国军事行动，不再是不会被主动考虑的“战略性”事项了。

这是在苏联崩溃后的第一个十年里美国一种骄傲的自我肯定和对冷战历史的修订性书写。毕竟那个时候，美国政府还不足以将另一个东方国家的主动性军事力量充分纳入自身的地缘考量范围。但是在二十年之后情况似乎起了一些变化。如此，克兰西在世纪之交对美国第三世界政治政策和核军事政策做出的判断和许诺，是否要被再次考量和修正呢？这个工作将由克里斯托弗·诺兰及他的《奥本海默》来做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