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1-23

人民的名义:再看《人民的名义》：反腐败背后的“势-力”之争与政治治理的矛盾

作者：掌院枢机

我前阵子重新翻了下2017年的热剧：《人民的名义》。
一些早就成熟的想法又涌了上来，顺便上来讲一讲。
流俗的观点大多认为，《人民的名义》成功彰显了党-国壮士断腕、肃清荼毒的坚定决心和勇气，故事讲得大快人心！讲得很真切！很透辟！然后给T-G大抬轿子。
这些都是意识形态，我们抛开，来看点其他的东西。
1、反腐败中的“势-力”之争
《人民的名义》整个故事架构很简单，从一开始的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畏罪潜逃美帝，在反贪局长侯亮平为首的工作组的追查下，最终逐步浮出了一连串汉东省政法系统为首的金融和国企系统的塌方式腐败案，并最终在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的领导下被成功铲除。
故事的开篇，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接到北京最高检反贪局侯亮平处长的情报，基本判定京州市的一个副市长丁义珍已经腐败掉了，然后两边准备协同抓捕。不过这时候，“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了脑袋”的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不同意陈海的“立即抓捕”，觉得这事儿太大，要抓的可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啊，最好还是去向省委请示下，领导同意了咱再下手。
这一来二去，时间耽搁了，情报也泄露了。正好也在省委，并且恰好与会的省公安厅长祁同伟暗中告知了丁义珍，丁义珍迅速组织，并且顺利出境。反贪局抓捕行动扑空。
事情没有这样就结束。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长陈海在接受一个举报信后离奇出车祸，虽然没死，但一直躺着了。京城反贪总局的侯亮平处长这下坐不住了，断定这是一场蓄意暗害，身为陈海同学的他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有所行动。正好，最高检任命侯亮平为汉东检察院的反贪局长，接替陈海的“未竟事业”，继续查案子。
这里有个值得推敲的事件。那就是汉东省反贪局局长到岗后，首先接受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的谈话。沙瑞金书记很豪气，让侯亮平放开了胆子一查到底。

这很不简单啊！一个省委书记与新到任的反贪局局长直接谈话，可见深意重重。
侯亮平到岗后，从大风厂的蔡成功入手，一路拿下了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前妻欧阳菁、汉东省油气集团的老总刘新建，尽管中间受到了高育良团体的栽赃陷害，但最后还是逼住了一大堆事情的幕后操纵者，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祁同伟的自杀和倒台最终也导致了汉东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的落马。而与以高育良为首的汉东省政法系统的“塌方”同时发生的，还有汉东省前省委书记，副国级干部赵立春及其儿子官商赵锐龙的倒台与落幕。
许多人看得很过瘾，贪官一个接一个地被抓，真他妈的爽。
不过《人民的名义》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简单，这并不简简单单地是一部反腐败的电视剧，它还讨论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反腐败名义下的权力之争。
按照高育良的前妻吴慧芬的说法，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离开后，应该是由副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的高育良来做省委书记。然而中央并没有遂了高育良的愿，而是指派了沙瑞金来做汉东省的一把手。
打乱了正常的人事任命流程，这本身就很反常。
如果说没有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高育良会去做这汉东省的反腐败工作吗？绝对不可能。高育良上位省委书记的第一桩事情，肯定是先落实了祁同伟的副省长的位子嘛！然后在离任前，顺利地把祁同伟摆到省政法委书记的位子上。至于其他什么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他李达康想去搞GDP，那就去搞好了，反正他高育良入主中央基本已经没可能了，索性当甩手掌柜，能稳住在汉东的地位，别出什么幺蛾子就OK了呗。
但是沙瑞金的到来彻底打破了高育良美好的政治构想，甚至他一手主导了一场汉东省委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
这场权力结构变化主要是两股力量间的抗衡：前省委书记赵立春及其在汉东的党羽VS新省委书记沙瑞金在汉东组建的势力。
但斗争胜败的关键不是两方势力与党羽直接PK的成败，而是其背后的政治团体的立场倾向。
沙瑞金如果非常清楚，赵立春在D内的地位不可撼动，那沙瑞金会主导法办汉东政法系统的腐败案吗？
他沙瑞金敢吗！
沙瑞金一定是已经明白了中央动赵立春的想法，他猜中，或者明确获知了中央的决定，包括可能的中央的授意下，才会在侯亮平来到汉东后，为他撑腰，法办汉东省的政法腐败。
也就是说，侯亮平与他的反贪局、京州市公安局，和以高育良、祁同伟为首的汉东省政法系统之间的斗争根本上属于小打小闹，表面上看起来热火朝天、你死我活，但这是战术层面上的斗争，而战略层面的决斗电视剧里根本就没有拍出来，那就是赵立春书记在中央的故事了。正是因为赵立春在中央的惨败，几乎前定了汉东省反腐的一切结局。

按照高育良等人的说法，侯亮平的到来打破了当前汉东省的政治平衡和政治默契，但这个平衡并非是侯亮平本人打破的，而是沙瑞金借侯亮平的“法办之手”打破的。高育良到底都没有看明白这个真正的局。

另外，所谓的“法办”，是在权力结构变动下的“法办”。
你拍手叫好的“法办”（显）只是你看不到的“权力”（隐）的一把刀而已。
《人民的名义》改成《法律与纪检的名义》，或许更贴切。
所以在中国，司法不能独立，也无法独立。
这也是《人民的名义》的作者周梅森先生厉害的地方，他采用了“显-隐”的双重表达，普通老百姓看完后激发了对D反腐败“英明决策”的赞扬，加强了对D的拥护力度；少数的读者却也能看清这些“反腐败”后的“权力之争”。当然，也只有这样，这剧才能顺利播出。
毕竟，腐败不是随随便便可以铲除的，该保留的腐败你也必须保留，少量的腐败或许能遏制更大的腐败也未可知。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就很天真地认为，只要他能去当朝内阁首辅严嵩的老家分宜当知县，一定能把事情搞大，把严党搞的那档子见不得人的事公之于众，最后扳倒把持朝政、上下贪墨的严党。

南直隶总督胡宗宪（大约是浙江&江苏省委书记+南部战区总司令员）就比海瑞脑子灵清多了，扳倒朝廷最大的党派严党，岂是你那点力道可以实现的？得调动更大的力量才能实现。关键是，那些朝廷离不开的人，就算人家贪墨、腐败，可朝廷离不开啊！你凭什么扳倒？没有他们，朝廷的国家机器玩儿不转啊！

赵立春假如在中央的地位极其重要，没有他赵立春的人，财税、金融、国企、军队压根儿玩不转，那谁敢轻易动他（和他的人）！
在更大的利益结构下，某些适度的腐败是必须被忍受的。
2、权力斗争中的显规则与潜规则
高育良：亮平啊，你这可是打破了汉东的政治平衡。（潜规则）
侯亮平：老师你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俺老孙可是依法办事，有贪官抓贪官。（显规则）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思路。在高育良看来，侯亮平的到来是对既有秩序的损害，打破了大家的政治默契，不利于组织安定团结，你侯亮平这么做就不对。但在理想主义者侯亮平看来，你们做错了事情，搞腐败，这就不行，我作为检察机关非得管管你们才行。
高育良没说错，侯亮平确实打破了汉东的政治平衡，在普通时期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在高压反腐的局面下，势-力发生了倒转，不符合曾经的潜规则的侯亮平的做法反而是政治正确的。高育良自以为执行的正确潜规则其实已经触碰了政治红线。
所谓的显规则和潜规则其实是在交替变化的。
你必须看清所有显性的力量结构变化下真正潜在的“势-力”变化，并且对基本的大势要有极度准确的判断。
高育良如果能早点清楚赵立春必倒，则好歹可以提前向组织做到“襟怀坦白”，争取宽大处理，调动一切力量“力挽狂澜”反而适得其反。在败局已经十分明确的环境下，选择提前结束斗争反而是个相对可取的做法。
所以什么才是“永远正确”的权力斗争的基本原理呢？
那就是用潜规则的心思，办显规则的事情。
几乎任何局面下的权力斗争，最好的形式肯定不是斗得轰轰烈烈，一定是“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不动声色捅刀子”，“于无声无光处让你死得不明不白”。即便当你准备在明面儿的战场上出击时，你必须让你的每一个进攻招式都符合显规则，做到“师出有名”、“名正言顺”，这样你整个过程中的吃相就会比较好看。吃相是很重要的。
沙瑞金明明早知道中央决心要动赵立春为首的政治团体，但他根本不着急，也没有打着大旗搞得轰轰烈烈，而是安安静静地全部走了法律和检察程序。当高育良告侯亮平和蔡成功合伙开煤矿的事情的时候，虽然沙瑞金八成猜到这是高育良的诬陷，但他果断地将侯亮平停职反省，丝毫不给对手任何口实。
我暗地里早就知道了结局，但我并不大张旗鼓，而是依然谨小慎微，用非常干净的手法处理了全部的过程。这就是“闷声发大财”的艺术。
当然，很多人自以为能玩得转“用潜规则的心思，办显规则的事情”，但这只是他们自己以为罢了，例如高育良。要真正操纵得好这个原理，根据不同的局面，难度大小有所不同。所以李达康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思路，他的选择是：我不动潜规则的心思，只办显规则的事情。这是李达康的智慧之处。
李达康不可能不知道前书记赵立春和他的人做的那些事情，但他极度爱惜羽毛，腐败群中过，片叶不沾身，李达康做的所有的事情在明面儿上全部合规合法，一切都符合显规则，且他几乎没有山头，没有私党。
这是李达康厉害的地方，“君子不党”的道理讲的就是李达康的官场智慧。所以当整个赵立春书记在汉东的党羽彻底倒台的时候，李达康不退反升，不仅自己省委常委的位子丝毫不受影响，甚至接下来的“沙李配”也是稳稳当当。
3、政治及公司治理的矛盾
《人民的名义》中的反腐败成功，除了前书记赵立春在D内的地位岌岌可危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汉东省没有变成铁板一块，以至于其几乎完全可以应对中央巡视组的各项指控与检查。
也就是说，如果汉东省出现了明显的塌方式腐败，那么仅丁义珍一个案子根本无法撼动汉东省本已“汇成一股绳”的政治生态。
如果汉东省的政法系统高度铁板一块，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与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是穿一条裤子的，他们完全可能串通一气，给京城派来的钦差大臣侯亮平和中纪委制造各种掩人耳目，阻挠其了解事实真相的麻烦。
行啊，你侯亮平正气凌然，但我断你爪牙、给你设槛、天天给你泼脏水，你还办什么案子？
也就是说，如果汉东省的各个系统都是铁板一块的话，检察和纪检部门根本就没有下手的地方。即便有下手的突破口，案子办起来也会艰难重重。
腐败问题的背后，本质上是一个治理学或者说管理学难题：如何在放权式的高效治理之下遏制寻租问题。
任何一个稍大的组织的最高管理者都无法做到对组织内每一级、每一个人员进行直管，至少目前的技术手段根本无法支持这种想法。所以对于一个组织的最高管理者，或者说领导人来说，他必须采取分级管理的模式，上一级管住下一级，层层递推。
例如公司分级治理中，一般分为CEO、分公司总经理、部门总监、部门经理、部门主管、基层干事。CEO直管几个分公司总经理或者说事业部总经理，每个分公司总经理管着自己的几个部门总监，以此类推。但CEO一般是无法，也不会去越级进行工作事项的安排与管理，CEO不可能直接告诉部门主管你要做这个、做那个，CEO根本没这么多的精力。
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你的属下的属下，可能不是你的属下。每个员工几乎只对自己的上一级负责。
一个基层干事，如果发现了自己权限内存在的不正当获得公司利益的空间，假如他的部门主管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与之串通一气，那么公司的利益很可能会不断地受损，而且如果数额不大的话，CEO或许很久都毫不知情。
公务员体制内实行严格的分级制度，所以情况也是一样的，寻租如果不能进行分级成功的监管的话，那腐败的洞即便没有日益扩大，但总归依然存在。
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作为组织的领导人，一旦组织扩张变大，他就没有办法对所有组织成员进行直管，他必须选择分级管理，而分级管理几乎必然会出现腐败事件。
所谓的“塌方式腐败”，就是说组织内从上到下，铁板一块，上下合谋，集体套利，而监察系统对其根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我们扩张开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面临着这种问题。
中国政府要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土面积与人口的国家，他必须使用分级管理的手段。所以最基本地，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关系。
名义上中央政府是绝对的权威，各个地方诸侯必须听命于中央，但真到了基层治理层面，中央的手根本伸不了那么长，管不了那么细，只能放任地方去操作。
所以，中央管控地方的松紧程度，事权、财权下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了基层治理。管得太紧，中央权威当然有保证，但地方运作空间太小，事情就没法展开，地方治理和地方经济就没活力；管得太松，放权让利，地方官员又必然上下其手、贪墨连连，甚至地方督抚自立山头，反抗中央权威。
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被斯坦福大学的组织学教授周雪光先生称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

因而中央必须用好三样武器，一个是地方大元的轮岗和双规，掌握人事任免，避免组织板结、上下一气；另一个是财权和事权的更改权限（例如1994年朱相主导的分税制改革），搭建起中央层面的全局性宏观调控。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对军队的掌握。
总的来说，腐败问题是个死结，不可能做到绝对的遏制，只能做到相对的约束。而那些所谓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理想，本质上也是无稽之谈，即便存在一种完美的制度能约束权力的运行，但在对权力约束的同时，势必对公司或政治治理的活力有所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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