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9-27

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海瑞罢官》新编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反腐剧的身份火遍大江南北，这在近几年还是头一遭。当然，据说这跟当局重新放宽反腐剧的审查和播出有关。于是，“人民的名义”在当局放松闸门为十九大献礼之际，终于有了和人民见面的机会。需要肯定的是，这部剧受到追捧和欢迎，当然不只是跟审查有关，它再次以自己的艺术水平打动了几千年来我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打贪官”情节，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有赞赏和追捧，自然也有批评和质疑，但没曾料到的是，对这部剧的质疑，竟然都可说是和“剧名”——“人民的名义”有关。比如，一些人对于剧中人物关系的总结——不是出于同门，就是入于亲友，让人感叹于“世界真大，圈子真小”；对于钦差大臣侯亮平背后政治势力的挖掘；对于各种官场行事规则和学问的挖掘；对于出品方的检察系统涉嫌抹黑公安系统的挖掘……总之，归结起来，无一例外是在否定“人民的名义”这个主旨，而剧中也是着重表现反腐官员们与贪腐势力利用各种政府机构的斗智斗勇，而殊少出现人民起了什么作用的描写，顶多是在交代矛盾背景上充当了背景板的作用，而舞台终究是反腐精英们的。联想到剧中的大贪小贪们在事情败露前也一口一个“党和人民”，“人民的名义”好像真的就只是个“名义”了。但是，上述这些问题终归在逻辑上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党和人民群众终究是血肉联系的，中央坚决反腐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因此剧情的设定完全不违背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政治逻辑。所以，导演和编剧在上述问题上，并没有犯什么原则错误。但是，一个更为可怕的错误，却不但被观众忽略，被导演编剧忽略，甚至也被支持发行该剧的官方忽略了。
对，我们把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忘了！我国宪法第二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然而在剧中，如此重要的国家和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居然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人民在受到贪官欺压的时候，不是通过自己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而是求助于一个退休的，有着丰富官场人脉关系的正直老干部，或者是不得不在不高不低的信访窗口忍受白眼。更为关键的是，电视剧在描述作为正面人物的达康书记向省长位置进步的过程中，也完全没有作为选举机关的人大和选民什么事，一切都取决于新来的沙书记对他的看法以及省委常委的人事结构。这种描写不是通过暗示的形式，而是完全直白的呈现在观众面前。要知道，我国在对外场合，都是一再突出人大作为我国公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证明，前不久，还对各级人大的选举作了热情的报道。而这部剧即使反映的是客观事实，也很难设想以如此直白的形式直接将人大抹去吧？然而更为细思恐极的却是，好像无论是观众还是官方，都没有发现哪里不对。以官方审查之严密，如果意识到这么大的漏洞，是万万不可能通过上映的，而民间对此的评论，笔者试着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也仅仅只找到一篇帖子同这一问题有关：
帖子名就很有意思，叫做：
那么，问题很清楚了，仅仅这一个致命伤，就足以证明本剧所呈现的反腐，真的只是以“人民的名义”，于是，对剧名的文字肯定，构成了对内容的绝对否定，使整部剧的立意顿时呈现出一抹哲学的色彩。
这一重大失误的出现，如果不是导演和编剧的高级黑“阴谋”的话，就只能解释为我国从上到下，对于人大“名存实亡”的集体潜意识的外化了。如果要评价文学或电视剧的艺术，难道还有比这更高的艺术吗？因此，这部剧的存在本身就是最高的艺术，其内容倒是其次的，正如王尔德所说，艺术这面镜子反映的首先是照镜者本身。
那么这部剧在内容表达上，又将官员腐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什么呢？归结为个人品质。剧中所塑造的达康书记和丁义珍、祁同伟之流，作为同样的体制内官僚，其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是个人品质。腐败分子忘本也好，丧失立场和党性也好，不能抵制诱惑也好，将一己私利置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也好，总之根源在于其三观不正。顶多再加上官场风气不正（十八大后就好多了），以及各级党组织的漠视和放任（十八大后更好多了）。然而，将个人品质当作社会问题的土壤，显然是不足以说服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的。只要稍加思考便能发现，各级官员腐败和官僚主义广泛存在的根源，难道不正在于本剧忽略掉的最大漏洞——人民无法通过人大行使真正的选举和罢免权吗？显而易见，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什么东西掌握他的命运，他就会对什么东西负责。在一个官僚体制中，官员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普遍选举产生，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考察和任命产生，官员把什么放在眼里，把什么不放在眼里，不就成了显而易见的事情了吗？与此相反，通过个人品质的高尚来保持相对的清廉和公正，难道不才是真正的绝对的偶然么？即使如剧中的李达康这样的人，不也为了政绩，在大风厂起火后仍然要坚持强拆么？所以，这里我们还是来温习一下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是怎么评价官僚政治的吧：
“官僚政治”是各种实际的幻想的网状织物，或者说，它是“国家的幻想”；官僚政治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耶稣会精神、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神学家。官僚政治是僧侣共和国。
官僚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官僚政治就其目的而言也是这样。于是，现实的国家的目的对官僚政治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官僚政治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政治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去的圈子，上层指望下层了解详情细节，下层则指望上层了解普遍的东西。结果彼此都失算。对官僚政治来说，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神化权威则是它的信念。但是，在官僚政治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鄙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再也没有比马克思对官僚体制的批判更加犀利和精确的了。事实很清楚，马克思正确的指出，“官僚政治是僧侣共和国”，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剧中会将腐败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为什么会用老革命的高尚献身事迹来感化现在的官员了。
既然“人民的名义”与几千年来“为民请命”、“吊民伐罪”一样沦为了纯粹修辞学的范畴，那么人民对于反贪剧情的热爱又重新回归到古老的贪官和清官的斗争上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哪个典故最为光彩夺目呢？当然是以被视为千古第一清官的海瑞为主角的《海瑞罢官》了。
《人民的名义》这部剧整个剧情和矛盾的发展，是围绕大风厂事件展开的。《海瑞罢官》讲述的是徐阶家族勾结贪官污吏强占民田，清官海瑞不畏强暴，向贪官污吏斗争，向农民退回田地并处置贪官污吏的故事。《人民的名义》讲述的则是山水集团勾结背后的各路大老虎豪夺大风厂员工股权，清官侯亮平等人向贪官污吏斗争，向工人退还股权并处置贪官污吏的故事。可见，相似的套路总有相似的剧情，我们甚至可以将两部剧的主要人物和线索作一个一一对应：
可见，两部剧最大的不同，仅仅在于后者将贪官污吏和青天大老爷的规模同时扩大了数倍而已。当然，受害人也根据“时代的进步”从农民变成了工人。
相似的艺术类型具有相似的结构和形式并不奇怪，这仅仅证明了二者历史的艺术手法上的联系。但是二者之间有什么现实的逻辑的联系么？有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大风厂里面有个护厂队长叫做王文革。为什么叫做这个名字？了解历史或许可以知道，这多半是由于他正好出生于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但仅仅只有这一个含义么？显然也不是。在剧中，王文革态度最为激烈，最不妥协，最终手持火把沾上汽油“玩火自焚”，还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最后是靠老干部陈岩石的力挽狂澜，和清官达康书记的雷厉风行，才将事件最终平息下来。这个象征意味就极其明显了。显而易见，王文革不仅仅是名字叫文革，他同时代表着官方对于文革暴民的标准印象：（1）受人煽动（被蔡成功煽动）；（2）非理性；（3）手段暴戾；（4）玩火自焚。而与这条文革路线相对立的，当然是陈岩石、达康书记所代表的官方正确路线。也就是说，是靠当代海瑞海青天们的秉公直行，惩治了贪官污吏，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回想一下，文革又是如何开始的？恰恰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宣扬的“贪官清官论”开始的！
1966年6月，毛泽东在和胡志明的谈话中有下面一段内容：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
可见，两部剧目的内在逻辑联系绝非笔者的臆造。这种联系就在于——《海瑞罢官》历史地包含着现在，而《人民的名义》则现实地包含着历史。
那么，与“清官路线”相对立的“文革路线”，为什么要批判清官主义呢？这还得来看看作为文革发轫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首先提到了人们对这部剧的议论，正如今天一样：
“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然后提到了剧目对海瑞的塑造：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关于冲突核心的“退田”：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不能不让人想到被下属坑、被老婆坑、专业背锅仍然不忘初心的达康书记）
文章对于海瑞的评价则是：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
最后，对于“贪官清官”命题的评论则是文章的核心：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
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无独有偶，《人民的名义》也将老干部陈岩石塑造得最为完美无瑕，堪称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代表。但是，我们即使不谈上面这种文革式的“极左观点”，剧中人物身上出现的固有逻辑矛盾，却还是不能通过这种形象塑造来解释。
举一个例子，剧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莫过于陈岩石带着工人们读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了。众所周知，毛的这篇文章号召的是走集体经济，而陈岩石当年做的却是劝说工人改制，将国有企业变卖给私人，这才是导致大风厂事件发生的根源。但是，陈岩石和贪官污吏们的不同在于，首先，他在改制中尽量顾及工人的经济利益，保留了员工的股权（虽然在现实历史中，国企改制基本上根本不顾及工人的意愿而强行贱卖，对于工人则是强行买断、强行下岗，编剧当然毫无悬念的忽视这种普遍性而塑造了一个偶然）；其次，陈岩石再帮助工人重新拿回权益后，又组织他们重建大风厂，平等入股，重新创业。可见，陈岩石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典范。
但是，且不说按照共产党人的常识，这种募股创业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属性，与集体经济没有一点关系，也不说这种股权结构的企业在现实的资本集聚、资本兼并和产业升级浪潮中不堪一击，最终不是血本无归就是再次被大鱼吞掉，最根本的逻辑问题在于，大风厂本来就是工人所有的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改制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对于这一点，陈老（或者说编剧）在剧中或明或暗的给出了两条解释。第一，陈老告诉大家，改制是因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确，这个口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诱人，总设计师也曾经承诺过，改革绝不会造成两极分化。而不幸的是，现实正朝着和总设计师的设计相反的方向策马狂奔，而大风厂事件本身就是对先富帮后富的最大嘲讽。也就是说，即使现在还有人相信先富帮后富，那也绝不会是大风厂的工人。
编剧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巨大的逻辑漏洞，于是他特意安排一名女员工补充说，“现在再难也比改革开放前强多了，那时候饭都吃不上呢！”然而这句话却成了本剧最大的弄巧成拙。且不说这句台词加入的极其生硬和不自然，关键是，如果这句话说的不仅仅是大风厂持股员工这一个特例，而指的是国企工人最普遍的情况，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工人在没改制没下岗，在有国企全套福利保障的时候吃不上饭，改制了下岗了反而吃上饭了！也就是说原来在编剧看来，下岗成了吃饭的好办法！那么自然而然，在现实世界中从90年代到2010年国企工人在改制中的各种激烈反抗就成了“抗拒吃饭”的荒诞行径了。而剧中的第二条解释是，大风厂事件本身不是改制的必然结果，是奸商勾结贪官污吏一手制造的。然而，剧中为我们展现的现实很清楚，奸商和贪官污吏之所以敢欺压工人，难道不正是因为工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度弱势的群体么？这些工人在剧中的作为，不是自焚就是祈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然而我们如果回到历史，如果是在改革开放前十恶不赦的文革时期，丁义珍、高小琴之流不要说霸占工人的工厂财产，他们有可能对工人有半点嚣张么？
工宣队、工人民主工会、工人造反组织，当然是工人直接掌握的组织力量。具体到政权权力结构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与现实的霄壤之别：
以上海为例，1967年上海夺权风暴之后，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委员中，工人代表就占了4名。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05名委员，工人代表达到43名。1971年成立第四届上海市委，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工人占4名。工人造反派分别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hongwen还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据1974年统计，上海市工宣队总人数即达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就有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
所以，《人民的名义》的尴尬之处就在于，编剧愈是回避造成大风厂事件的真正根源——工人社会地位的急剧滑落，电视剧所力图打造的种种清官童话就愈是显得逻辑和精神错乱。
我们实际上还可以根据上述考察列出一个简明的时间线索：
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清官救民”
1966年文革开始，工人政治地位急剧提高
1976年文革结束，揭批查运动、清理三种人使工人迅速在政治上边缘化
1990年后国企改制展开，大风厂改制的时代背景上演
2017年《人民的名义》上映，“清官救民”再次风靡全国。
我们发现，历史走过一个完美的圆环，伴随着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急剧下滑，青天大老爷又回来了！
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类型，当然最适合用艺术本身来加以说明，即使艺术的外在形式不同，也会自然地呈现出一种本质上可通约的神圣色彩。
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中说：“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刘禹锡有首名为《再游玄都观》的诗写道：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一千多年后，又一个刘郎在给下岗工人灌鸡汤的著名歌曲中唱道：“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的确，不管是青天大老爷的再度回归，还是工人胜利果实的得而复失（这其实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都只不过是从头再来。